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 汉大赋2 汉大赋2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9230.html <![CDATA[ 李希凡：《红楼梦》“揭秘热”让我感到悲哀&nbsp;<br>&nbsp;<br>作者：《大众日报》…&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大众日报》大众周末&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353&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7&nbsp;<br>&nbsp;&nbsp;&nbsp;李希凡先生是1954年引发“新红学”大讨论的发难者之一。面对新世纪又一次“红学”热潮，作为红学家，李希凡感慨颇多。最近，本报记者在济南对他进行了专访。<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正经研究老是被岔开”<br><br>&nbsp;&nbsp;&nbsp;&nbsp;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看到您的《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正在热销，在红学热再一次升温的时候，您推出这本书处于什么样的考虑？<br>&nbsp;&nbsp;&nbsp;&nbsp;李希凡（以下简称李）：我写这本书是有感而发，是想从文本研究上更深入一步，虽然写的是人物论，却是把几十年的心得体会都集中在这本书里了。它也包括了我对《红楼梦》的整体评价。<br>&nbsp;&nbsp;&nbsp;&nbsp;我的方法是解析每个人物时，都给它建立一个档案，因为曹雪芹的艺术创造就是很有层次的，他是在小说情节中不断地深入人物的性格，深入他们的心灵世界，而使之形象丰满。《红楼梦》创作艺术的个性化堪称世界小说之最。曹雪芹写了几百个人物，写活了几十个典型人物。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人物只要一出现，他的语言就有特色，只能属于她（他），不能属于另一个。金陵十二钗都生活在同一个典型环境里——荣国府，大观园、贾母周围，但个性非常鲜明。十二钗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探春，史湘云，包括妙玉。<br>&nbsp;&nbsp;&nbsp;&nbsp;“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成绩很大，但历来“红学”也时常出现一些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譬如2005年所谓“红楼梦年”掀起的“秦学”及其“揭秘”的喧闹，本是沉渣泛起，却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那么狂热的追捧，我所说的“有感而发”就是有感于这些。《红楼梦》的正经研究老是被岔开，一岔开就引起整个社会的讨论，这虽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八十回后的原作散失了，根据小说情节作正当的探佚推断是无可厚非的。但毫无根据地引伸和所谓“揭密”，就会把读者引向歧途。<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在红学研究中，您感到最不满意的是什么？<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在《红楼梦》的研究里面，目前最不满意的就是“红外”的索引抉微太多，而不太重视研究文本的创作。我看重的是小说的本体，感动人的是《红楼梦》本身啊，当然我是不排除红学已成系统的各个方面，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学问了，如曹雪芹家世考证啊、版本研究啊、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啊……这些研究都很有益，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是“红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说，胡适和“新红学”的考证都对“红学”有贡献。胡适发现了曹雪芹的家世，使我们搞清楚了《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谁，这是他的一大功劳。<br>&nbsp;&nbsp;&nbsp;&nbsp;但是胡适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当作是曹雪芹写的自传，他说，曹頫就是贾政，曹雪芹就是贾宝玉。把一部文学作品归到自传这样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却一直贻害到今天。曹雪芹写的的确是一个贵族之家，但通过描写这一贵族之家的生活种种，却深刻地反映出的是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作品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胡适却把《红楼梦》的文学成就贬得很低，一直到他的晚年，还说曹雪芹没有“文学的修养和训练”“没有思想，文学造诣不高明”等等，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可是有人却把他捧上了天，还要给给他树碑立传。所以，我在《红楼梦人物论》后记里对他进行了一次揭露和批评，包括政治上的反动面目。<br><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br><br>&nbsp;&nbsp;&nbsp;&nbsp;&nbsp;记：现在红学界流行“揭秘”，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br>&nbsp;&nbsp;&nbsp;&nbsp;&nbsp;李：“揭秘”让我感到很悲哀，“红学”学者批评了几句，竟然遭到网上的群起攻击。我就纳闷，刘心武讲的那些和《红楼梦》无关的“猜谜”能给人知识吗？能加深我们的理解吗？<br>&nbsp;&nbsp;&nbsp;&nbsp;&nbsp;所谓“揭秘现象”，其实过去就有，那叫做“索隐派”。这种揭密的“新索隐”还是像老索隐一样在猜谜。我认为，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合理的索隐是可以的，考证也要有文献上和历史上的根据。说秦可卿是废太子胤礽的公主。曹家几代人可谓世受皇恩，和康熙关系那么密切，怎么可能瞒着最钟爱他们的主子，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藏匿要反对老主子的太子的公主呢？这是毫无根据的。<br>&nbsp;&nbsp;&nbsp;&nbsp;&nbsp;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过文章，谈到《红楼梦》，就说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最后一句批评是“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揭秘”不就是看到了宫闱秘事吗？鲁迅先生的预见性实在是太强了！<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您怎样看待刘心武创立的“秦学”？<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秦学”能称之为“学”吗？所谓“秦学”就是研究秦可卿的学问。秦氏是《红楼梦》写得最没有个性的一个人物。把秦氏拿出去变成“秦学”，“秦学”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啊？《红楼梦》第13回秦氏就死了。关于秦可卿这个人物，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丢了魂的秦可卿》，我认为，在《红楼梦》里面写的最不成功的就是秦可卿，我们想不出她有什么个性来，这不符合曹雪芹创造人物形象的规律。本来作者原来写的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那个秦可卿一定是性格复杂的人物，可是据“脂评”说，秦可卿还给王熙凤托过梦，考虑到了家族如果衰败时的一些应对措施。劝曹雪芹删掉这段情节。这建议被曹雪芹采纳了，做了改写，使秦可卿变成了人人称道的荣宁贵族完美的重孙媳妇。当然这违背了曹雪芹最初的意图，但小说情节确实还留有“脂评”的“未删之笔”，令人生疑，但文学作品是艺术创造，漏洞就是漏洞，败笔就是败笔，要从这里发展出一种学问来，那岂不是自己制造笑料，据说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看也是节外生枝。<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一个作家眼中的《红楼梦》可能不同于学者。<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这是可能的，因为一个作家看文学作品，有他自己的视角。我十几年前参加主编《红楼梦学刊》曾发过“揭秘”作者的一篇关于秦可卿的文章，就有了“秦学”的苗头，大家当时没人同意他的意见，但也没有人有兴趣批评他，因为他是一家之言么。但现在却是电视台让他这样“解读”《红楼梦》，当然红学界就要说点什么了。我重点批评的是发布这些议论的所谓讲坛，这是舆论阵地，它要给人们什么，应该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即使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开展讨论，但要引导读者和观众。当今有些舆论特别强调娱乐作用，这值得商榷。哪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不给人一点思想、一点道德的呢？孔夫子也并不强调娱乐，诗和乐都很重视，所谓“寓教于乐”，音乐都应该有教育作用，何况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呢？当然是要有助于国家各项事业进步嘛！<br><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我与《大众日报》的缘分<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大众日报》对红学热一直很关注，曾分别对学者和作家周思源、马瑞芳、刘心武等进行过专访。本来跟您联系要在北京采访您，知道您来山大开会，正好就近采访了。<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要说起我与《大众日报》的缘分可是不浅。早在1949年秋天我就在你们报纸上发过一篇关于高尔基和神话的文章，我当时还是华东大学的干部学员。起因是我在图书馆看到《大众日报》的副刊版，便想自己写一篇试试看，没想到寄去后很快就发表了。我好像也没有去领那笔稿费，只是看着报栏里的《大众日报》自己偷偷地乐。没有料到，几年后自己会成为一个报刊的文艺编辑，且一干就是三十余年。<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您认识《大众日报》的编辑吗？<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当时一个也不认识。只听说有个副刊编辑姓孔，似乎只有一个胳膊。<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应该是山水诗人孔孚先生，他已经去世了。<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我后来在山大念书期间，曾在《大众日报》发表过几篇文章。现在能记起来的有：1950年，我被借调去筹备山东学运展览会，曾写过一篇宣传报道，题目好像是《学运的启示》。1952年，报刊上开展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我和我的同学杨立确各写了一篇，都被采用了，而且是发表在同一版上“平分天下”。<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记：您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据说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很多年。<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李：前辈不敢当，但总算是个老新闻吧。我学生时代的理想是去文学研究所搞研究工作，为此，我还给周扬同志写了信，他在复信中强调了组织的决定。后来，听蓝翎告诉我，说是毛主席的意见，“那儿不是战斗的岗位”，要我到《人民日报》来工作。我于1955年初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调入《人民日报》，做了三十二年的文艺编辑，工作到59岁才离开那里，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我的大部分编辑生涯是编辑文艺评论版，也编过作品版和副刊。当时《人民日报》的副刊（文革后改名叫《大地》）是很有影响的。上至郭老那一代著名的大家，下至后来成名的青年作家，都竞相发表作品。我也算个编采工作的多面手，除了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起草一些文艺方面的社论、短评、评论员文章，还写过很多新闻报道，经常要赶些作品评论的任务，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那都是几近一版的文章，文革前好像发过七八篇。应该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这个岗位，给予我很多文艺修养方面的锤炼，广泛接触了除文学以外的多种文艺形式，像戏曲、电影、歌舞、音乐等。文革前，北京人艺新戏的首场演出，我都是必去的。而且，几乎都能看到周总理也被请来看戏了，老人家每次都会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第八排中间。我现在去人艺看戏，总会情不自禁地朝那个位置望去，眼睛也会湿润起来，心头会浮现出和总理一起看戏的那些温馨而美好的回忆。<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总之，这些经历给以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成为日后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领导工作的底气。文革前，我已出版过七本书，包括那本与蓝翎合著的《红楼梦评论集》。这些文艺评论著作，都是业余时间的劳动成果。我的人生信条是勤能补拙。别的不敢说，我一直是非常勤奋和敬业的。文革前，我的研究写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主要是节假日，通常都是从星期六晚饭后开始写作，一直到星期日午夜，晚间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有时，为赶任务，《文艺报》会派人来我家取稿子，等着发排，所以，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另外，我也有压力，主要是自己良心的压力，觉得自己只有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培养。直到今天也是如此。<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谈谈《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我的专访和那位女记者<br><br>&nbsp;&nbsp;记：我们看到《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记者刘天时关于您的专访《李希凡：大人物时代被毛泽东称赞的小人物的命运》（2005年7月26日）。听说您想对此发表点个人的意见。<br>&nbsp;&nbsp;李：对。以前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正好说一说。我们可以说是新闻工作的同行，搞新闻工作是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操守的，最起码要做到真实、诚实，不能无中生有，凭想当然信口胡说。而《南方人物周刊》的刘天时，就是位不讲新闻职业道德的记者。对于这样的人不揭露不批评，就是姑息养奸；任由这种人招摇撞骗，就会助长坏的新闻风气。<br>&nbsp;&nbsp;刘大概是《南方人物周刊》常驻北京的记者。她往我家里打过几次电话要求采访我，当时我正准备搬家，家里家外事情很烦杂，并不想接待这种不速之客，于是，她提到我的一位老友，我不好再拒绝，事后证明这是她为了达到目的所施的骗术。她显然是觉得丑化、侮辱一位像我这样的老者是很开心很荣耀的事。她把我描写得老态龙钟，孤独烦躁，不过是为迎合某种思潮的需要而编造的谎言。我虽然年近八十，但除了眼力不大好，有糖尿病，身体、精神都挺好的。你们也看到了，她形容我&nbsp;慢吞吞的迟缓地挪腾，跟我沾得上边吗？还说我的老伴腿出了毛病不能动了，可能是觉得把我的生活描绘得越糟糕越有快感。你们也见到了我老伴，她陪我到济南来开会，那里有不能动了这回事？<br><br>&nbsp;&nbsp;记：是啊。我们也觉得，您本人现在的情况与那篇专访所描写的判若两人。<br>&nbsp;&nbsp;&nbsp;李：我曾看过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同志批驳记者刘天时的系列文章，揭露她断章取义，七拼八凑的恶劣文风，我对此也深有同感。<br>&nbsp;&nbsp;特别是刘在采访文章中所述的我与蓝翎的是非恩怨，尽是些似是而非的谎言。她在文中用了李说和按李的说法等，实际上，只是她刘天时说和按刘天时的说法，与我毫不相干，没有一句是我的原话。首先，我根本没有和她谈过我与蓝翎的纠葛，对于她的提问，我只是说，蓝翎去世不久，我不想谈这个。我以前写过一篇回答蓝翎的长文，你想了解，可以看看。我送了一本收有这篇文章的散文集《冬草》给她。所以，我要声明，与我那篇《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关于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辩证》有出入的内容，全部是她不怀好意的捏造。比如：我入党明明是在反右运动之前，刘却胡扯什么1957年，蓝翎被划为右派；而就在这时，李希凡入党。还有什么六四风波时，李希凡则因为成功地劝阻了艺术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头的好评等等，都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我本人和我们单位的人谁都不知道有过什么上头的好评！<br><br>&nbsp;&nbsp;&nbsp;&nbsp;&nbsp;所有自己的杜撰和道听途说，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自己的八卦文章，那是你刘天时的文品和本色，但你不能信口雌黄，把自己的那些谎言装扮成当事人的诉说，那就太恶劣、无耻了！<br>&nbsp;&nbsp;&nbsp;&nbsp;&nbsp;刘天时怎么评价我，那是她的自由。但我也有反唇相讥的自由。我想说的是，她的文章让我想到了那些捕风捉影的娱记，香港似乎叫狗仔队。对她那篇专访中所表现出来的浅薄和势利，我不想多做评论。但对她用那套市侩哲学，来玷污我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玷污我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我还是要说上几句的。我觉得，刘天时这种年轻人是很可悲的，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了解，就是反毛非毛思潮所歪曲和丑化的观点，毫无自己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力可言。特别幼稚可笑的是，以他们那点可怜的水平和学养，竟然老想着指点评价点什么，还要评论毛泽东如何如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人还是应当有点自知之明和敬畏之心，对自己并不真正懂得的事情，切忌妄加评论，否则，是要吃苦头的。我看，刘天时的大悲哀在于，不明白自己不过是在靠损着别人的牙眼讨生活、混饭吃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却还要摆出一副智者的架式来悲天悯人。我想告诉她的是，你实在没有资格，或者说你根本不配来评说我的命运。你的当务之急，是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先学会做一个诚实的人。<br>&nbsp;&nbsp;&nbsp;&nbsp;我还想说几句忠告，大家一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果你不想抵制《南方人物周刊》及其记者的采访，就要持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一定要坚持自己审阅定稿，不给他们随心所欲、信口胡说的可乘之机。要吸取我的教训。<br><br>&nbsp;&nbsp;&nbsp;记：您说了这么多，我们保证这篇专访的定稿将与您见面，以及时纠正失误。请放心。<br>李：很好。最后，我还想说说自己这些年都在忙些什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今年是我的耄耋之年。而我是四喜临门：一是完成了历时十年、由我任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它是国家艺术科学类九五重大课题，由国内30余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参加的集体攻关项目。全书共分14卷，计600余万字，采辑文物图片3000余幅，是一部填补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空白的大部头著作，现样书已经印出；二是完成了我任主编的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外国艺术精粹赏析》，于今年六月出版；三是我与大女儿李萌合作的红学专著《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已于今年六月出版；四是我已经乔迁新居。到年底，我可以喜气洋洋地过八十大寿啦。<br>&nbsp;&nbsp;&nbsp;&nbsp;刘天时在那篇专访的结尾写道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我想顺便告诉她，我是老了，却老当益壮；就我所经历的时代而言，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无怨无悔。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我的这种满足和欣慰，是那种势利小人永远无法体会的。<br><br>（此稿已经李希凡先生审阅）<br>&nbsp;<br>]]>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10:00:46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9230.html 2007-11-18T10:00:46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8440.html <![CDATA[ 贺雪峰：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nbsp;<br>&nbsp;<br>作者：贺雪峰&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三农中国&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365&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7&nbsp;<br>贺雪峰：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nbsp;<br><br><br>前几天《开放时代》在上海召开第四届论坛，讨论建国六十年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笔者应邀参加了这届论坛，并以乡村治理的逻辑为题作了发言，其中涉及人民公社部分，以为正是人民公社为1980年代的分田到户提供了基础。若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积累，分田到户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分田到户是正确的，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应该坚持土地承包制度，另一方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因此认为人民公社搞错了。人民公社与承包制之间的关系，应是承接、互补的关系，而非对立的关系，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都有合理性成分的政策。<br><br>当然，这样来讲人民公社与承包制的关系，有些泛泛而论且也过于常识化了。站在今天中国农村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我们可以归纳出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这就比只是泛泛而论人民公社要更为具体一些。<br><br>一、<br><br>那么，人民公社有哪三大功能？一是温铁军常讲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安排是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既不可能通过向外殖民来获取原始资本积累，又很难从轻纺工业开始来开展自己的工业化计划。虽然毛主席讲农轻重的关系，重在最后面，但实际上优先重工业是几乎所有后发现代化大国的必然选择。只有有了完整的重化工业，一个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才能强盛，国家的独立自主才有保障。而先发现代化国家则因为已经提供了可能的由低级到高级、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而可以让后发现代化国家模仿，从而较快地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毛主席讲大仁政与小仁政关系的核心。毛主席讲的大仁政是国家独立富强，小仁政是工人农民的生活改善。新中国成立后，工人农民生活的确要改善，但在现代化急行军的背景下，生产剩余的大部分不能用于改善生活条件，而是要投入到事关国家独立富强的工业化建设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建设中。所以，新中国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又要将主要的生产剩余用于生产性投资。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改善的不快，工业化的投入则快速增加。终于，到了197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及作为工业基础的重化工业开始有能力反哺农业，典型是农机和化肥的大量增加。有人说到了198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较建国前相差不多，相当部分农民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建国前30年白干了。这不合事实。第一，到1980年代分田到户时，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准较建国前都已改善很多。从人均粮食，到人均寿命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都已是建国前的一倍到数倍。第二，到1980年代初，中国经济结构已由建国初期农业占60%以上而现代工业产值仅占3%，变成农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不足30%，现代工业产值超过50%，中国已经初步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化工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总是先有生产资料的改善，再有生活资料的增多。有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是迟早的事情。到1980年代初，中国工业的强大生产能力已经具备了，这是与建国初的最大的不同点。有了生产能力，还能生产不出生活资料？还能不改善生活水平？<br><br>如果说新中国选择强调重化工业，强调先提高生产能力再改善人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错的，是大仁政，则这个时候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从农村提取资料，来抑制社会的过快消费，就成为制度设计的关键。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可以将小农组织起来，解决国家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难题，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顺利完成。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只是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或牺牲，潘维尤其不同意农民为国家提供了多少个亿的原始积累（通过剪刀差）的说法。潘维的意见也有道理，因为不仅是农民，而且城市的工人，而且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显然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贡献。尤其从改革开放以后官员和知识分子分别掌握有权力和知识，及权力和知识资本化所可能为官员及知识分子带来的巨大利益来看，人民公社时期，官员和知识分子所掌握权力和知识的资本化并不明显，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受到抑制，从而在城乡之间，在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远低于当前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人民公社时期，官员和知识分子所作牺牲较工农更大。<br><br>重化工业的特点是工业链条长，自我循环严重，建成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在此期间只有投入没有产生。其好处是，一旦重化工业建成，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可以数十倍成百倍地提高生产效率，彻底改变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在重化工业尚未建成阶段，重化工业的投入就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投入，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计划经济及人民公社制度都是要服务于这一目标。人民公社成功地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数千亿元的原始资本积累（虽然潘维不同意这个说法），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br><br>也就是说，人民公社制度是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即国家为了解决与分散小农交易的难题，从农民有限剩余中提取资源来建设暂时不能反哺农业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就必须要有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来充当提取资源的中间人。因为人民公社的本质是要从农村提取资源，且实际上完成了这样的提取任务，现在要谈人民公社效率低，是错误的制度设计，就是误置了问题的语境。人民公社效率是低的，但人民公社制度具有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及当时国际国内处境下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人民公社效率低，而否定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功夫在人民公社以外。这大致是温铁军的观点。也是毛主席说“满头乱发无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的意思。<br><br>二<br><br>但是，温铁军对人民公社的估计还是太悲观了。据我们在全国农村调查，分田到户时，全国至少有1/3以上农民持相当疑虑的态度，而非如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地分掉。小岗村农民要分地，当然也非孤例，但是否全国农民都已强烈要求分地到了小岗村的程度，也大可怀疑。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向农民提取了大量资源，农民却并未因此强烈反对这一制度，这一制度本身有其内在的合理性。<br><br>论证人民公社内在合理性的有三种视角，一是资源禀赋的视角，典型如老田的讨论。老田认为，新中国一直以来是人多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新中国工业化的资源禀赋中，资本最少，劳动力很多。如何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形成更多生产剩余，就是中国工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人民公社恰好是一个可以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形成剩余的制度。人民公社组织劳动力的办法是扩大生产单位，将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内部化为生产单位内部的管理问题。<br><br>正是人民公社成功地解决了生产者（小农）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使农民可以组织起来获取更多生产性的收益，其中组织起来最大的收益是，几乎仅仅凭借劳动力投入，中国将耕地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18%扩大到1970年代末的46%以上，几乎整整扩大了两倍。可灌溉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中国粮食增产的最大秘密。此外，人民公社时期还通过劳动力投入，进行了有效的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环境建设，等等。<br><br>生产单位的扩大，虽然因为内部化了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却会产生管理成本。生产单位越大，内部的偷懒行为就越多，磨洋工屡禁不止，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从而出现了诸如小岗村一类破产村庄。<br><br>论证人民公社合理性的第二个视角是从管理角度进行的讨论。人民公社降低管理成本的办法有二，一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生产核算单位降低到生产队，而生产队在很多地方往往是一个自然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是有强有力内部人认同的群体，生产队建立在自然村落基础上，就使村庄的传统与生产队的建制有所契合，从而可以降低管理成本。这是张乐天在《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过的问题。二是工分制度。工分制度十分精巧，曹锦清等人在《当代浙北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一书中有详细讨论。工分制的精巧之处在于通过扩大分母，来调动社员参加劳动的积极性。正是以工分制为基础，人民公社可以只花极少的代价办民办教育，办合作医疗，甚至办有一定专业水准的文工团。而正是民办教育、合作医疗和农村的文体活动，提高了农村的受教育水平，降低了死亡率，及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离开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民办教育和合作医疗等都很难维系下去。<br><br>论证人民公社内部合理性的第三个视角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在人民公社时期并非全无道理。正是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农民对自己未来有一个期待，他们相信，自己的劳动是有意义的，是为子孙后代更幸福的生活提供可能的。参加生产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将个人的劳动与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解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联系起来，至少在农村相当一部分人中具有真实性。不然，农民就不会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了。革命意识形态加上恰当的革命文艺，第一次为中国农民提供了超出个人和家庭的无限意义。农民不只是通过子孙延续来获得生命的永恒意义，而且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获得这种生命的意义。相反，当前农民对国家的一大不满足以前许诺人人平等的都可以分享的共同生产的财富，为何已被少数人占去了呢？<br><br>也正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通过扩大生产单位，内部化生产者的交易成本；通过将生产队建立于自然村基础上及通过工分制度来降低管理成本；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认同和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使得人民公社并非没有内在效率的制度，而是在为国家工业化作贡献的同时，也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和提高了农民的素质。这是与苏联集体农庄完全不相同的方面。虽然人民公社内部的确是有磨洋工和偷懒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人民公社制度是无效率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在短短20多年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甚至对农民个人条件（教育、医疗、住房等等），都是极其巨大的。高默波曾写有《高家村》一书，从个案的角度提供了数据。黄宗智通过对上海市郊农村1970年代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区域的数据。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国家的统计年鉴上查找相应年代的粮食增长率、灌溉面积、教育年限、人均寿命等数据来说明人民公社是高效率的。<br><br>倒是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一方面农村中农民大量的时间用于打麻将，一方面只要农民组织起来就可以建设的美好家园，却因为组织不起来，而破败不堪。这方面可供展开的内容很多。<br><br>三、<br><br>人民公社还有第三个功能，即人民公社为农民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意义系统，从而使农民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获得意义感。<br><br>我们往往习惯于单纯从经济上考虑农民的收益。齐美尔曾说，货币，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消灭了那些不能用货币表达出来的弥足珍贵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越来越关注货币收入，却忘记了人生的本来意义。<br><br>人民公社的意识形态宣传，不仅仅是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且的确使人们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人生更加有目标和意义。人民公社内部的相对平等和以社区内部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意义的系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效的。尤其是相对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更有目标、更有尊严和体面感。“越穷越光荣”的说法，至少为穷人挺起胸膛做人提供了可能。无论如何，人们是自己看得起自己的，甚至村庄中最穷的人也是如此。<br><br>农民在人民公社内部组织起来，就可以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文娱活动，就可以有超越经济目标的其他意义系统。比如当时奖状所具有的深刻的光荣感。个体的人不能产生价值，只有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才可以获得超过动物的意义。人民公社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人与人交往的可能。人民公社时期，频繁的会议及社员对生产队事务的深度参与，都是今日中国农村所缺乏。甚至集体劳动不累人，有使不完的劲，而个体劳动就不能产出生这样的审美，从而容易让人厌倦。<br><br>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吃饱了，人却觉得生活没有劲了。这是意义系统出了问题，其要害一是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所致，二是农民不再能组织起来对抗取消农民意义的现代性。考察今日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也许不在生产上和经济发展方面，而在文化上，在意义系统的解体上。梁漱溟讲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化失调，他是从宏观上讲的。今日中国农村，农民传统及农村社会的瓦解，使得文化建设尤为急迫。而回想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因为将农民组织起来了，虽然经济条件尚差，很多农村温饱问题仍未解决，但人们仍然可以对未来有憧憬，对人生有期待，对集体有幻想，对荣誉有要求，对舆论有反应，对文娱有兴致，对生活有情趣。<br><br>我这样谈人民公社的文娱功能，当然不是指望现在通过回到人民公社来解决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疏离和意义系统解体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而是说，只有失去了的东西，才会发现它存在的价值。到今日中国农村一看，才发现，人民公社在建立意义系统方面，在将人超越动物性方面，其实也具有价值。尤其要注意的是，人民公社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在现代性进入后，是在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的前提下生产出来的。<br><br>四、<br><br>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看一个人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态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作了卓绝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人民（包括农民，也包括知识分子）勒紧裤带，以冲天的热情改天换地，将中国建设成为了不仅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可以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伟大成就。这其中，全国人民付出的艰辛与汗水是无法统计的。每个个体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变迁中，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受点委屈。新中国成立很快就要六十年了，六十一甲子，在今天的中国，若我们因为自己受过委屈而满怀怨恨地看待历史，而一定要将建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对立起来，恐怕就不是客观的态度。<br><br>&nbsp;<br><br>&nbsp;<br><br>2007年11月2日下午<br><br>于江西鹰潭上清镇<br><br>&nbsp;<br>]]>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8:31:47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8440.html 2007-11-18T08:31:47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8055.html <![CDATA[ ２１世纪猜想&nbsp;<br>&nbsp;<br>作者：人民战争花最…&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本站原创&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174&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8&nbsp;<br>冷战中，美国利用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和星球大战计划拖跨了苏联。美国对中国又故计重演，拿出相同的戏法，但愿我国不要在一块石头上倒掉两大强国。<br><br>阿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保佑！<br><br>话归正路，刚才是热身。<br><br>美国在亚洲正在不断的加强从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省---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阿富汗的环中国和中南半岛的包围圈。其中在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省一线，正在建立战区导弹防卫系统。这个系统的建成，会减轻美国在这一线的导弹防卫系统的压力。<br><br>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已经对伊朗形成一个大范围的包围圈，下一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就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消灭伊朗的核开发能力，进而推翻伊朗的现政府，建立一个亲美国的政府。这样对中国的大包围圈就彻底的合拢了。<br><br>在美国说来，对两伊（伊拉克、伊朗）的战争不管能不能取得全胜，都会是好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全胜，则建立两个亲美的政权。如果不胜，也可以引发两国长期的内战和内乱，从而长时间的导致两国的国力衰减，从谷底走上来需要很长的时间。<br><br>这样，从伊拉克、伊朗到土耳其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铁幕就合拢了，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大国中国、俄罗斯就被挡在了美国铁幕之外。美国人的算盘打的叮叮响。<br><br>美国一面在合拢他的铁幕，让世界人民处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另一方面，正在进行更阴险的计划，那就是肢解中国和俄罗斯。如果美国的计划得到实现，那么中国至少在５０年--１００年内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br><br>肢解俄罗斯的计划更具危险性和冒险性，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国家，俄罗斯（前苏联）是唯一一个能消灭美国的国家。美国人顾此失彼，抬高石油价格成全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从谷底走了上来，现在已经有了很雄厚的外汇储备，经济也在慢慢的复苏。这给俄罗斯一个东山再起机会，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世界，所有资源基本上都能够满足本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已经从谷底走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计划和如意算盘，从而牵制他对中国的围堵计划。现在俄罗斯如一个大病初好的人，身体还要复原，这需要时间来调整和布暑军事力量来应对美国的威胁。<br><br>我为什么不讲中国自已，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但是那是经济计划而不是政治计划和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本来是有的，可是已经多年没有人提及了，那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在各自为战，中国、俄国（苏联）本是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持国，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了。分裂的结果，就是被帝国主义集团各个击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这个结果。<br><br>中、美、俄、欧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可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国家，现在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主要问题，意识形态的去掉，决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现在已经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让中国、俄国（苏联）所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分裂的正是国家和民族利益，正是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没有让中苏对抗和美苏冷战走向真正的核大战和世界战争，这个东东没有了，世界主导权的争夺又回到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时候，因为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就没有了什么发动世界大战及至世界核大战的紧固咒！<br><br>当年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没有让中苏对抗和美苏冷战走向真正的核大战和世界战争！马克思主义信仰让原来血腥的沙皇俄国有了慈悲心理，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俄国大熊会更加疯狂，挥起熊掌就会把整个世界打个乌烟障气。<br><br>欧洲共同体还要进行磨合，凭他们所有国家的力量也不足以对付俄国大熊。俄国大熊的势力范围已经从中欧倒回到了俄罗斯本土，这是俄国人民２００多年来一次最大的失败。俄国一直就是欧洲的宪兵，哪有事哪到。<br><br>欧洲共同体的各个国家，只要听到俄国大熊的脚步音就会心胆俱裂！，中国何偿不是，不怕南面来的虎，就怕北面来的熊，因为我们是一只温良的大熊猫！从前两次世界战争的历史上来说，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的处境会就现在还要不利，可是很多中国人都是好了伤口就忘怀他老人家，真是没有良心啊！<br><br>从苏联解体开始，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一直是很不好。但是由于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并没有适时收手，这是由于他的霸权主义本质思想决定的，再加上东欧各国的不明智的外交政策，使得俄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利益已经受到了最大程度的伤害。在东欧，那里一直是俄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人要在波兰和杰克建反导系统，把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搞到了最低的程度。俄国人在恢复过来以后，一定是要进行反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乌克兰，接着就是波兰这个老冤家。波兰是一个倒没的国家，三次被北极熊分割。波兰很有可能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br><br>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对俄国的政策是不冷静和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歧视性的，他们并不明白这种政策的危险性，这可能是当事者迷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想分解俄罗斯的计划更是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利益，这比不冷静和不明智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更有危险性。俄罗斯一直就是一个有很强复仇心理、很强扩张欲望的国家，又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又大又强战斗能力又高的国家，俄国大熊体力一但强壮起来，给这两个混蛋来个一勺烩完全是有可能的。俄国大熊有强大的爆发力和持久的战斗能力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br><br>世界大战的传统战场是在欧洲，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br><br>俄国人在欧洲可以再次拖住美国人，从地理上来说，中、俄两国是邻居，以前又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天然的本来的就具有结盟的意向！这并不符合中国古代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共同的战略威胁、共同的潜在敌人，让我们两国必需联手来保卫两国的战略利益。什么战略利益？那就是不被美国集团分化肢解。<br><br>我说了，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热战和世界大战，那是因为共产主义者的悲天怜物的心理！并不是苏联人软弱无能。现在在欧洲，这个柔软外层已经去掉了，余下的是国家、民族利益的坚硬的铁壳，已经让无可让了，任何触及坚硬的铁壳的行动都是极端危险的，美国人是盲人骑瞎马，夜半入深池，一定会恶有恶报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br><br>在中国方向，美国也是不明智的，应当讲，现在中国的分量要比冷战时期重的多，无论坐到哪一方，都会使力量失去平衡，但是由于，美国、日本两国的步步进逼，中国已经要到国家、民族利益的底线了，如果我们再让一定会大难临头，我们只能和俄国人联手才能解除这个不利的局面。<br><br>中、俄两国联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这种不平比美国独霸世界要好，必竟国家和民族利益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决战的准备！！！<br><br>我们要坚守阵地！和俄国人一起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生存还是死亡、战斗还是投降！牺牲已经到了最后关头！<br><br>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br><br>&nbsp;<br>]]>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7:50:08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8055.html 2007-11-18T07:50:08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7784.html <![CDATA[ 赵磊：真实的谎言&nbsp;<br>&nbsp;<br>作者：赵磊&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本站原创&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321&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8&nbsp;<br>真实的谎言<br><br>&nbsp;<br><br>赵&nbsp;磊<br><br>（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br><br>近30年来，面对中国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的历史变迁过程，主流经济学的态度既暧昧，又复杂，一波三折，有趣的紧。<br><br>想当初，主流经济学的教头们一说到收入差距，就王顾左右，打死也不承认收入差距会“拉大”：什么两极分化，有没有搞错？<br><br>眼见这差距一天天在拉大，实在赖不过去了，就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万恶的计划经济。<br><br>到后来，计划经济已经被灭掉20多年了，再拿这个倒霉蛋说事，就未免太低智商了，于是又把责任归咎为“非市场因素”。<br><br>当地球人都看明白了市场经济有两极分化的作用以后，主流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来了个“二八开”、“三七开”，先说既然要用市场来激励努力，差距拉大就不可避免；然后话锋一转，声泪俱下地控诉“制度不健全”。<br><br>总之，只要一说到“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拉大”，主流经济学家就会很不高兴，就会很生气。不过，他们的生气和平头百姓的生气完全是两码事：他们不是因为差距拉大的现实而生气，而是因为这个现实被暴光了生气；他们之所以很不高兴，是担心市场经济要为此负责任。<br><br>于是，千方百计地把市场经济从贫富分化的现实中摘出来，就成了主流经济学必须反复论证的重大课题。而这个重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也就构成了上面一波三折的主流叙事。当然，这个主流叙事的核心，就是“市场无辜论”。<br><br>比如，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最近就信誓旦旦地说：“有很多证据表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更主要原因是非市场因素，这方面的因素起了很坏的作用。”（王小鲁，2007）<br><br>在这里，我要替王副所长解读一下：所谓“非市场因素”，就是与市场经济无关的因素。<br><br>那么，“非市场因素”的“坏作用”表现何在呢？王副所长拿出了十分厚实的证据：<br><br>（1）“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因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灰色收入干扰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扭曲正常的要素报酬格局，……导致迅速的两极分化”；<br><br>（2）“在收入再分配的领域，制度不健全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正。”（具体的证据和厚实的数据从略）<br><br>应当说，王副所长拿出的证据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我对这个事实的真实性并不怀疑。然而，王副所长不惜辛苦地提供这些证据，恐怕并不仅仅是想让大家相信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其实，没有人怀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而是想让大家相信：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与市场经济无关，都是“非市场因素”和“制度不健全”惹的祸！<br><br>我必须告诉大家：这样的逻辑其实是一个“真实的谎言”。<br><br>大家都知道，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几乎是“清一色”的计划经济，“非市场因素”占据着统治地位，“市场因素”——用主流叙事模式的描述，早就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各种运动中被掐掉了。<br><br>问题在于：如果的确如王副所长所言，“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更主要原因是非市场因素，这方面的因素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么，按此逻辑，在“非市场因素”更多的毛泽东时代，收入差距就理应更大，其对两极分化就不止是“起了很坏的作用”，而应当是起了“坏透了”的作用。<br><br>遗憾的是，地球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的收入差距，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小的，用精英们后来反复进行的“忆苦思甜”的标准话语说，就是：哎呀呀！哪个时代真是“平均主义相当地猖獗”。（当我指出这个理论破绽时，想必主流精英们一定非常失望）<br><br>再者，如果的确如王副所长所言，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的领域出现的分配不公，其罪魁祸首都是在于“制度不健全”，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在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类“制度不健全”呢？这种“不健全”的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什么呢？<br><br>遗憾的是，不论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类“不健全的制度”，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拉大”。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制度设计与两极分化没有内在联系。<br><br>主流经济学家能够发现毛泽东时代的制度设计与平均主义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不论主流经济学家构建怎样复杂的、精致的数学模型，都没有办法找出毛泽东时代的制度设计与两极分化之间的相关性。<br><br>可见，很难说“不健全的制度”就一定是计划经济的恶果，就一定与神圣的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改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计划经济可能滋生“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也可能滋生“制度不健全”。<br><br>既然制度的健全与否，并不必然与某种特定的经济相联系，那么，如果想用“制度不健全”来为市场经济开脱，其难度绝不亚于“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br><br>其实，诚实的人们不难发现，导致两极分化的“制度不健全”并没有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而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换言之，这种“制度不健全”恰恰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伴生物，至少，也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的机理上发挥着“坏作用”的。要想把这种不健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身上完全剥离下来，真是难为主流经济学家了。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借用一下：“肉之不存，皮将焉附？”<br><br>看来，不论主流经济学怎么编故事，要想否认收入差距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难呐！<br>&nbsp;<br>]]>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7:24:28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7784.html 2007-11-18T07:24:28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7133.html <![CDATA[ 众高校大学生：严打《色戒》汉奸文艺&nbsp;<br>&nbsp;<br>作者：大学生&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强国论坛&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311&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8&nbsp;<br>众高校大学生联名上书文化部：严打《色戒》汉奸文艺<br><br>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id=84005806<br>转自：天涯杂谈&nbsp;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049899.shtml<br><br>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于&nbsp;幼&nbsp;军：<br>　　&nbsp;　　我们是一群爱国、上进、理性、善良的中国当代大学生，我们勤读书、善思考、勇于实践，作为自觉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大学生志愿者，我们正在以多种多样的下乡支农活动来证明自己是优秀大学生的代表。<br>　　&nbsp;由于对中国当前的文化现状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在您刚刚就任之际，我们就冒昧地向您提出关于贯彻党中央十七大精神，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想法和建议。<br>　　<br>　　&nbsp;中国自改革开放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7%。现在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国民在日渐富裕起来的同时，更期待十七大代表人民心声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br>　　&nbsp;复兴之路，何其漫漫，与经济高速发展相比，我们在精神文化建设领域的发展不仅相当滞后，在信仰层面甚至有所倒退。如今，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军事到经济，再到社会制度，尤其是在作为制度基础的文化领域，国外强权势力更是加紧渗透，试图瓦解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兵不血刃地俘虏我们的年轻一代。有学者已经认定主导世界未来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差异。历史告诉我们，越是严酷的竞争就越需要强有力的民族精神作为支撑，没有精神和理想的支撑，中国人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纵看历史，丧邦旧事历历在目，辱国之耻恍如隔夜。<br>　　&nbsp;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为了“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目标，我们可以淡化世界政治差异，淡化意识形态，甚至也可以淡化民族文化差异。可不管我们如何自我淡化，以海盗文明崛起于世的西方人是被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百年御侮的不屈战斗赶走的，当然不会相信我们是温顺的羔羊，只要我们这个超大型大陆国家的领土还基本完整，只要我们这个超大型人口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下降，中国就不可能不被人家视作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br>　　&nbsp;作为有尊严的主权国家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守卫领土，但是，我们又用了什么来守卫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家园？比起刀枪和大炮来说，文化的侵入更加可怕，西方强势文化夹杂着阴谋和垃圾如海啸般袭来，更有甚者，很多人还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引狼入室。事实上国内的“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已经堂而皇之，可我们在耗资于某些苍白刻板的指定动作之外，几乎没有足够的让大众感觉得到的有效的抵御之策！作为承上启下的青年学生，我们在文化安全方面从来没有令人感觉到如此担忧过。<br>　　<br>　　&nbsp;我们并非恋旧保守之辈，我们也同样相信应该海纳四方之先进文化，相信百家争鸣的文化演进路径。但是，文化自由绝对不应该是“黄奸毒”文化的自由，绝对不是放纵精神糜烂而无所作为。看看我们的同龄人生活在怎样的文化氛围里？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精神宣传片（好莱坞大片）、港台垃圾片、日本色情片、动画片等等，无不对我们青年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我们民族的文化和革命传统造成严重的侵蚀。近年来，直言“要做坏女人”的影视明星和用身体写作性小说的小丑竟然成为万人追捧的网络红人；风靡一时号称大众选出来的“超女”一年后竟然成了“脱女”；耗资上亿打造的豪华影片《无极》却被一个十几分钟的“馒头血案”解构；号称引发诗坛革命的“梨花体”诗歌更是苍白无聊到极点。此外还有饮食文化，现在的青年群体，几乎都对“星巴克”、&nbsp;“必胜客”这种在美国被称为垃圾食品的快餐文化吹捧尾随，追逐着“宝马车”、“CD香水”所带来的虚荣心的满足；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以麦当劳和肯德基为时尚、以日本动画人物为偶像。浅薄的韩剧占据了青年大部分的休闲时间，一个《大长今》就从中国卷走了150个亿的经济价值，同时它还得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韩迷”的朝拜，一时间“韩流”盛行，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小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也许不用如此上纲上线地看待韩国，但是我们实在无法把美国这样已经明确要全方位扼制中国发展的霸权帝国也幼稚地跪拜邀宠。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糜烂的资本文化，以巨额金钱配好莱坞大片开路，大有冲垮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之态势。<br>　　<br>　　&nbsp;我们这个社会对牟利本质的“滥俗文化”司空见惯倒也罢了，但对于有人甚至以推动“黄奸毒文化&nbsp;”为荣，却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前有北大教授“做一天美国人”和“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数典忘祖，后有无聊艺人的媚日求荣寡鲜廉耻。最近更有导演拍出《色戒》这样的汉奸色情剧毒片，把抗战中牺牲的女英雄作践成婊子、交际花，而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们却被立起了牌坊。如果《无极》还算作是滥俗娱乐片可以忍受，但是《色戒》则是把“黄奸毒”文化推倒了极端，五毒俱全，实在是打破了每一个还有血性的中国人能够忍受的精神和心理底线。这哪里是艺术？忘记了国仇家耻、丧失了民族尊严的任何人都应被国人唾弃，可像这样的“汉奸文艺”和倡导糜烂生活的影视文化，却登堂入室，已然泛滥成灾！<br>　　&nbsp;上述现象，可谓窥一斑而见全豹，不过是近年来的开门揖盗、致文化家园失守的必然结果而已。可是，为什么那些以中国人的税收滋养的文化单位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把精神文明领导权让给了居心叵测或媚外忘祖的人？难道我们就该听任其继续毒害我们的青年乃至子孙后代吗？<br>　　&nbsp;在这种弥漫整个社会的、毒害我们心灵的“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nbsp;”风暴下，我们青年人的精神家园怎能不沦陷？大学作为育人育德，保存和传播人类良知的殿堂似乎也正在发挥相反的作用。曾有一项关于当代大学生精神面貌的调查显示，竟然有八成学生表示大学生活让人感到“郁闷”，校园自杀和刑事案件前所未有地此起彼伏。我们的教育基本上产业化了，教师大多成“知本家”了；于是，大学里羞于谈理想和追求，谈道德情操则几乎成了笑柄，似乎只有大谈赚钱时，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有钱的所谓“成功人士”成了大学生的楷模，却完全不问所谓“成功人士”是不是于国家民族有益。革命告别了，理想也告别了，有志于呼应中央新农村建设号召、经常下乡支农的学生更是少得可怜。&nbsp;<br>　　<br>　　&nbsp;其实，我们也曾经是这群茫然无知的青年人中的一部分，在校园里时常感到无所事事、郁闷烦躁、空虚无聊，只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那些自觉自愿去农村进行支农调研的同学，受到他们的事迹和精神的感染，我们才幡然醒悟，决意告别过去，走入农村去实践。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这几年来，我们多次到农村去开展支农活动，从事乡村文化重建、帮助农村建立合作组织。虽然我们在农村的生活是苦的，但是我们用汗水浇灌的成果是甜的；大学生志愿者可以把课堂上的理论真正落到实处，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在帮助农民建立起文艺队、科技协会、图书室的同时，也找到了我们的存在价值，找到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下乡过程中，我们有了自我反思自我改造的机会，我们终于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只有在社会进步中才有可能，个人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遵循“扶人先扶志”的原则，不仅仅让农民站了起来，我们自己也站了起来，我们在实践中也不断的反思我们的社会，反思我们的文化，最终找回了自己，找到了方向。可以说是真实的实践、理想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但是如我们一样幸运的人有多少呢？更多人还是在懵懂无知中受到“黄奸毒”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洗脑。我们实在不愿让同学，尤其是更多比我们年轻的中小学生再陷入这种“黄奸毒”文化的毒害中去。我们希望在整个社会层面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新文化”重建运动。幸运的是，我们的这些想法在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找到了最大支持。促使我们能够鼓起勇气给您写这封充满青年学子肺腑之言的信。<br>　　&nbsp;我们知道，仅仅一小群人觉醒，仅仅在小范围内讨论，作用还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请求文化部门能够呼应党中央十七大精神，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文化，救救那些还在受着愚弄的学生，救救还在被“黄奸毒文化”毒害的青年和孩子。<br>　　<br>　　&nbsp;为此，我们要求：<br>　　<br>　　一、尽快有效地遏止“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这两种本质上反共反华反人类文化的泛滥趋势，从文化工作的多个层面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一方面积极地推动和弘扬以劳动和劳动者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和立法扫荡垃圾文化和垃圾艺人，旗帜鲜明地开展对“滥俗文化”的文艺批评，尤其应该推进对“黄奸毒文化”及其代表的批判，坚决禁止其传播。<br>　　<br>　　二、以实际资助和多种优惠政策推动各地进步青年自发地建立起群众性非官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和红色文化护卫志愿团体，发展这些志愿者组织，推进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来保卫能够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以民间团体出面，低成本地抗衡“滥俗文化”和取代“黄奸毒文化”，并且以此作为载体，进一步动员全社会的文化进步力量奋起守卫我们民族的进步文化。<br>　　<br>　　三、积极贯彻党的十七大重申的“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坚决纠正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下乡中那些不正之风，查处其中的害群之马；同时，树立各地那些长期为农民服务的榜样。明确优惠政策，发现典型经验，推动在农村开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复兴，鼓励和资助具有民间特色的地方文化艺术形式多样化的活动。<br>　　我们相信，在文化部的指导和支持下，很多青年人会站出来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抵制“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捍卫我们民族尊严，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这应该是青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br>　　<br>　　此致<br>　　<br>　　&nbsp;敬礼<br>　　<br>　　&nbsp;大学生支农志愿者<br>　　&nbsp;2007-10-25<br>　　<br>　　签名：<br>　　王&nbsp;盼（对外经贸大学）&nbsp;田武雄（北京大学）<br>　　徐红颖（中华女子学院）&nbsp;张微（中华女子学院）<br>　　王晓杰（中华女子学院）&nbsp;孟丽兰（中华女子学院）<br>　　李鹏波（中央财经大学）&nbsp;杨郑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br>　　杨&nbsp;永（中央财经大学）&nbsp;王健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br>　　徐&nbsp;硕（北京大学）<br><br>&nbsp;<br>]]>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5:55:55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7133.html 2007-11-18T05:55:55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7077.html <![CDATA[ 金融危机深层隐患未除&nbsp;<br>&nbsp;<br>作者：贾品荣&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董事会&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273&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7&nbsp;<br>&nbsp;<br><br>金融危机深层隐患未除&nbsp;<br>&nbsp;<br>2007年11月15日&nbsp;&nbsp;&nbsp;&nbsp;《董事会》<br>&nbsp;<br>&nbsp;<br>&nbsp;<br><br>　　亚洲国家貌似强劲实则脆弱的经济基础面，是孕育金融风暴的第一要因，危机归根结底是产品结构的问题&nbsp;<br>　　文/贾品荣&nbsp;<br><br>　　中国改革近30年中，世界经济最大的变数莫过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奇迹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亚洲混乱”。毫无疑问，这场危机给亚洲国家的发展罩上了一层阴影。&nbsp;<br><br>　　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两面性&nbsp;<br><br>　　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亚洲国家加速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成功秘诀。亚洲国家实现经济起飞，自己缺少资金技术，也缺少有消费规模的市场。出口导向战略不仅解决了资金技术缺口，而且突破了自身市场规模的限制。因此，与拉美国家所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出口导向战略在推动亚洲国家经济迅速起飞方面要成功得多。但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也是有风险的。由于“两头在外”，出口部门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导致其发展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严重影响。如果外部市场的进口发生萎缩，那么，出口的增长就不能实现。我们看到，10年前，电子产品价格下跌所造成的出口收益减少，严重恶化了企业的经营条件，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nbsp;<br><br>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尽管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仍然受益于出口的增长，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不启动国内市场，增长的限度很快就会表现出来。其实，市场的潜力是很大的，如果实行积极的消费政策，由主要注重生产调整到生产消费并重的模式，那么，就可以使国内市场的潜力得到开发。像日本，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但是国内消费严重滞后，结果恢复经济还不得不靠增加出口，这不仅限制了自身经济的复苏，而且也夺走了其他国家的出口机会，延迟了其他国家经济回升的速度。&nbsp;<br><br>　　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是由于亚洲国家产业结构失衡所致。&nbsp;<br><br>　　危机在于产业结构失衡&nbsp;<br><br>　　先看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在日本，农业在衰退，面粉靠进口，大量加工制造业纷纷外迁，只剩下金融业和不动产，这使得大量资金转移到第三产业上，第一、第二产业随之衰落，日本的泡沫经济与之有关。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产业空心化”。同时，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行政影响很大，政府对企业施加的作用太大。从短期看，这种积极的行政干预对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的；但从长期看，它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打破了均衡利益规律，使得各个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导致汽车等产业畸形发展。由于日本是靠大出大进发展起来的，每次全球经济衰退日本都深受影响。&nbsp;<br><br>　　东南亚国家亦然。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主要表现是银行因大量坏账缠身而惜贷，负债累累的公司得不到信贷无法起死回生，大量吸收短期资金，盲目用于地产投资，政府未能扩大内需，内需扩张滞后，经济必然依赖出口。泰国GDP对出口依存度竟达到了66%，一旦出口受阻，经济自然遭受打击。&nbsp;<br><br>　　归根结底是产品结构的问题&nbsp;<br><br>　　很多人把亚洲金融危机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脆弱，应该说这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亚洲国家貌似强劲实则脆弱的经济基础面，是孕育金融风暴的第一要因，危机归根结底是产品结构的问题。早些时候，亚洲国家产业发展的途径是首先日本将产业输出到“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又输出到其它发展中国家，整个亚洲国家生产的产品雷同，没有互补性，无非是汽车、家电、纺织品。产品趋同的结果是还没有等到欧美产品进入时，亚洲各国已打拼得如火如荼。由于产品品质大同小异，结果自然是价格战，而价格的竞争又多为汇率变化所牵动，可以波及全部产品。于是，1985年的日元升值使日本遭重创，许多市场为“四小龙”占有；到1995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反弹，日元实现贬值，外贸出口重新具有了优势，导致“四小龙”外贸出口年增幅从1995年的21%下降为1996年的4.8%，以韩国受挫最为严重，从32%的增幅降为4.1%；东盟四国的境遇也不好，马来西亚的出口在1995年还实现26%增幅，而1996年仅为4%，印度尼西亚从13%增幅降为8.8%，泰国更从25%降至0.1%。市场趋同(集中于美国、欧共体等发展中国家)，产品相近(多是家电、纺织品、汽车)，技术无大差别，这使得出口到欧美的亚洲产品成了“廉价货”的代名词。正是由于亚洲的产品做不到多样化，没有领先于世界的高科技产品，在创新的时代里显得落伍了——曾经是亚洲“领头羊”的日本，其高科技比美国落后10年，其它国家更可想而知了。&nbsp;<br><br>　　同时，日本忽视了自主技术开发和基础研究，独立自主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制约，使日本的技术缺乏发展的根底，处于科技开发后劲不足、难以顺畅组织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之中。&nbsp;<br><br>　　产品结构不合理，产业趋同，管理模式不合理，经济危机自然随之袭来。为此，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解决经济发展中严重的依赖性，已经成为摆在亚洲国家面前的最大挑战。&nbsp;<br><br>　　为何美国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nbsp;<br><br>　　为何美国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其产业结构，已从生产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步过渡到以智力、知识为基础的新型产业结构；美国经济已转而由技术和信息产业拉动经济，而不是过去那种投资拉动型。还在10年前，美国的信息产业就占其GDP的15%左右，超过了美国最大产业之一的汽车业；航空航天是美国的“掌上明珠”，15年前产业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生物技术已成为独立产业，主要应用于医药和农业，每年用于药品的研发费高达300亿美元。在全球生物产业2000家大企业中，美国占三分之二。这些产业的迅速成长和繁荣，使得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摆脱了传统工业产品及其服务所遭遇的供大于求、市场疲软的困境。当亚洲国家还在拼命生产电视机、电冰箱、DVD这些技术早已成熟、市场早已形成买方市场的产品时，美国却一枝独秀，营销信息产品、生物制药，产品卖得火，卖得独一无二。&nbsp;<br><br>　　因此，当亚洲国家还是传统的工业社会时，美国率先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它生产的不再是钢筋，不再是水泥，而是信息，而是基于知识的高科技。知识的普遍应用，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因为，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竭而且充满创新，使美国充满了创造力。这样，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持续有力。在全球领先的行业中，美国一国就占了26个，使得美国经济持续有力。&nbsp;<br><br>　　当务之急是消除内在结构性缺陷&nbsp;<br><br>　　虽说我们庆幸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但经济结构在本质上是脆弱的。20世纪90年代中在东南亚出现的许多症状，正在中国出现：投资过度，流动性泛滥，外资涌入，股市狂热，楼市炽热，腐败成风，汇率机制缺乏弹性等。从深层次说，结构失衡，导致局部过热、局部过冷。这些失衡包括：城乡发展失衡、东部西部发展失衡，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失衡，高技术产品过少和中低档过多的失衡，对地方政府考评过分重视“政绩”与建立和谐社会保一方幸福的失衡等。&nbsp;<br><br>　　从经济学来说，靠资金、资源堆积起来的高增长，有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很难长久持续。经济学家李斯特说的好，“有效率的系统的生产力组织是一国经济兴起的关键所在。后发展国家缺少的正是这种能够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生产力，也即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制度安排。”&nbsp;如果内在的结构性缺陷解决的不好，中国将步日本后尘，出现日本经济的四大危机——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慢性危机。&nbsp;<br><br>　　中国只有彻底改革，把未来建立在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层面上，以此作为基础实现产品多样化，继而扩大内需，亚洲金融危机的隐患才会消除。&nbsp;<br><br>&nbsp;<br>]]>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5:48:30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7077.html 2007-11-18T05:48:30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6500.html <![CDATA[ 外资撤退&nbsp;上海楼市狂跌&nbsp;<br>&nbsp;<br>作者：王冰凝&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华夏时报&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947&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7&nbsp;<br>外资撤退&nbsp;上海楼市狂跌&nbsp;<br><br><br>外资撤退&nbsp;上海楼市狂跌&nbsp;受限外令冲击，外资掉头中小城市&nbsp;<br><br>&nbsp;<br>本报记者&nbsp;王冰凝&nbsp;北京报道<br><br>&nbsp;&nbsp;&nbsp;&nbsp;据上海中原物业代理公司称：相比去年5月份房价，整个上海市新入市的房屋价格出现了10%的降幅。分析人士指出，外资退出市场是上海高档房价因成交量过低而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br>&nbsp;&nbsp;&nbsp;&nbsp;“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新的优质项目可以开发，但是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很多机会，存在很大的赢利空间，我们正在准备转战中小城市。”在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的李成（化名）说。<br>外资投资高位撤退<br>上海高档房价回落<br>　&nbsp;&nbsp;　李成所在的外资地产公司从90年代进入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后，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天津等一线城市拓展业务，定位于高端消费群体，开发的物业往往选择城市中心的优质地段，以高档别墅、住宅、写字楼为主。<br>　　&nbsp;&nbsp;到2007年，李成所在的外资企业已经在广州、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但是，进入2007年下半年之后，这家企业就没有再在一线城市拿过地了。<br>　　&nbsp;&nbsp;“一是价格太高，开发成本太高，利润率太低；二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一轮疯狂飙涨后上涨空间越来越小，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打压下，下半年上涨的幅度大跌，部分一线城市楼价甚至开始下跌，这时候再将资金投向一线城市不太明智。”李成说。<br>&nbsp;&nbsp;&nbsp;&nbsp;而就在2007年下半年，先是深圳，随后是广州和上海，房价上涨的幅度均大幅下跌，甚至出现了房价下跌的现象。<br>&nbsp;&nbsp;&nbsp;&nbsp;据佑威房地产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5日至11日的7天内，上海的一手房商品住宅仅成交了39.28万平米，环比大幅下降26.57%。价格方面，全市商品房成交均价环比下降11.37%，为10148元/平米。<br>&nbsp;&nbsp;&nbsp;&nbsp;而据上海中原物业代理公司称：相比去年5月份房价，整个上海市新入市的房屋价格出现了10%的降幅。以被誉为“大上海基尼斯最高江景住宅”的世茂滨江花园为例，外籍人士几乎占据了该楼盘的二手房交易的半壁江山。<br>&nbsp;&nbsp;&nbsp;&nbsp;“上海高档房价的走低，不仅仅是一种时段性，可以说是房价长期飙升后的一个回落，而外资退出市场则是上海高档房价因成交量过低而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洪涛说。<br>　　&nbsp;&nbsp;“近些年，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加上政府给予外商投资很多政策优惠，外资投资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增量，每年基本上都是以超过100%的速度在增加，这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先进入国内别的行业，再进入房地产行业的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说。<br>&nbsp;&nbsp;&nbsp;&nbsp;洪涛指出，此次政府再次发布限外令，显然会进一步遏制外资投资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势头，抑制大城市的房价上涨。<br><br><br>转战二、三线城市<br>买老项目进行开发<br><br><br>　　&nbsp;&nbsp;但是，外资从一线城市退出后，却并未就此在中国市场消失。一直在上海开拓市场的李成最近被调往了东北，考察大连的土地发展项目。<br>　　&nbsp;&nbsp;“到二、三线城市拿地，只要有足够资金，相对于在一线城市，要容易得多。”李成说。<br>　　&nbsp;&nbsp;洪涛指出，这里存在着政策滞后以及地方政府喜欢对外资开绿灯的问题，因为地产行业的暴利，各地地方政府都比较欢迎地产开发商，外资也是一样。<br>&nbsp;&nbsp;&nbsp;&nbsp;“外资流向投资环境比较好的二、三线城市，是其资金出路之一，而目前的形势看，部分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前景很可观。”洪涛说。<br>&nbsp;&nbsp;&nbsp;&nbsp;曹建海则认为，地方政府在执行力上不能很快与中央取得一致，是外资的出路之一，还有一些外资企业，则可以通过买进老项目的办法来进行开发，这在二、三线城市操作起来更加容易。<br>　　&nbsp;&nbsp;“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新的优质项目可以开发，但是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很多机会，存在很大的赢利空间，这是公司转战的主要原因。”李成说。<br><br>&nbsp;<br><br>&nbsp;外资“变招”猎金内地房产<br><br>本报记者&nbsp;贾华杰&nbsp;北京报道<br><br>&nbsp;&nbsp;&nbsp;&nbsp;“现在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都要进行备案核查，但你要想方设法去讲一个好故事，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大。”11月13日晚，某外资地产基金的投资总监陈海（化名）对《华夏时报》记者说。<br>&nbsp;&nbsp;&nbsp;&nbsp;在11月7日发布的《外资投资产业目录》中，再次强调了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外界解读为国家全面限制外资进入地产领域的信号。但实际上，外资正通过变花样地说服政府部门，以及假借名义和投资方式的改变等，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br>备案制阻挡外资进入<br>　　&nbsp;&nbsp;“实际上，你说的这些政策大部分在半年前就已经实施了。”上述投资总监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不过，政府还没有形成文件，当时属于口头的政策。”<br>　　&nbsp;&nbsp;但在随后的11月7日，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新的《外资投资产业目录》，其中把地产二级市场等写到了“限制类”中。此举动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全面限制外资进入地产领域的信号。<br>　　&nbsp;&nbsp;但更多的人把此政策解读为对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再次强调和执行力的加强，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相关产业政策就已经相继出台，而近期，外资已经真正感受到了这种“阻力”越来越强。<br>　　&nbsp;&nbsp;“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1亿美元以上的单体楼宇收购，要到发改委和商务部去备案；在其他的省会城市，超过5000万美元的收购，也要去备案，而备案制正是卡住外资的最好途径。”上述投资总监说。<br>　　&nbsp;&nbsp;他介绍，近期有澳大利亚一家著名投资银行准备收购一处项目，但最终没有通过审核，被“报销掉了”。<br>　　&nbsp;&nbsp;“政府也没有说不批准，但总之是态度很‘消极’，加上申请的量又很多，等的时间要很长。”<br>　　&nbsp;&nbsp;他介绍，一般来说，文件要在国家发改委那里停留至少60天到90天，而后再到商务部，整个流程下来，绝对不少于8个月。而在8个月的时间里，如果被收购方急于套现，交易就会出现变故。<br>　　&nbsp;&nbsp;“如果交易双方关系不错，能做好沟通工作，也理解需要走的程序，那么交易或许还能成功，但目前这样肯于耐心等待的被收购方越来越少，因为被收购方大多是因为资金问题，想急于套现撤出。”北京一港资背景的地产投资机构经理如是说。<br>　&nbsp;&nbsp;　据记者了解，今年，爱尔兰基金曾经计划收购北京西单的Shopping&nbsp;Mall项目，涉及交易金额达36亿元，但最终还是因为商务部迟迟不予报批，中粮集团才得以接手。<br>　　&nbsp;&nbsp;“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备案的材料一定要说得有水平，比如要强调自己的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增加税收、有助于就业等；同时，还不能说得太过了。”上述港资地产投资机构经理如此表示。<br>　　&nbsp;&nbsp;而在中盛集团总经理助理贾岭看来，政府也是在全力贯彻“真实商业存在”的原则，对外资的地产投资进行规范与引导，主要的目的在于延长外资在国内的停留时间，防止资金的快进快出。<br>　　&nbsp;&nbsp;“一般来讲，外资首先要在地方政府备案，经过筛选，再上报给国家发改委及商务部。但有时候，地方政府也会特意关照一下外资地产投资公司，比如会特意强调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等。”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br>　　&nbsp;&nbsp;他介绍，国家对于限制外资很严格，但地方政府有发展冲动，往往会反政策而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br>采用股权投资或间接收购<br>　　&nbsp;&nbsp;但不管怎么说，限外政策已经导致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策略受到影响，而他们也在寻求新的切入点。<br>　　&nbsp;&nbsp;“例如麦格理等投资集团，他们在项目的内部收益率的要求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知情人士说。<br>　&nbsp;&nbsp;　他介绍，这些外资投资集团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要求内部收益率在25%以上，而要达到这么高的收益率，资金的快进快出是必要的操作手段。<br>　　&nbsp;&nbsp;而随着限外政策的不断出台，麦格理的内部收益率已降低到了18%到20%之间，而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麦格理13%-15%收益率的项目也在做，而内部收益率的降低，就是因为拉长了投资的时间，增加了时间成本。<br>　　&nbsp;&nbsp;他还进一步表示，现在外资投资国内的地产市场，正在改变路径。<br>　　&nbsp;&nbsp;“有一家韩国的造船企业在大连进行投资，建设新的造船厂，在与当地政府协商的时候，这家企业要求特批一块地来做职工宿舍。不过，在这块地上，大部分为商品住宅，这其实是在变相投资房地产。”他举例说。<br>　&nbsp;&nbsp;　陈海也表示，实际上，外资表面上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打着高科技企业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在进行土地开发，这在一些地方很普遍。<br>　　&nbsp;&nbsp;“而在投资方式上也会有不断的创新，股权投资、间接收购等方式将会增多。”他说。<br>　　&nbsp;&nbsp;他还表示，由于一线城市收益空间已经变小，部分外资基金已经开始在二线城市探路。<br><br><br><br><br><br>&nbsp;<br><br /><img src=http://bbsimages.military.china.com/1011/2007/11/18/371.jpg />]]>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4:41:53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6500.html 2007-11-18T04:41:53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6024.html <![CDATA[ 无比震惊：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73年买的！&nbsp;<br>&nbsp;<br>作者：capital&nbsp;&nbsp;&nbsp;&nbsp;文章来源：本站原创&nbsp;&nbsp;&nbsp;&nbsp;点击数：215&nbsp;&nbsp;&nbsp;&nbsp;更新时间：2007-11-18&nbsp;<br>据央行员工介绍，中国为数不多的几百吨黄金贮备几乎全部存放在美国金库，大概是在90年代初运到美国的。<br><br>而中国的黄金产量，在年产百吨左右，现在是年产200吨，但中国的黄金贮备数量还是在600吨。35年来中国的黄金几乎都出口换美元纸币了，而三十年来美元纸币和黄金的比值贬值幅度惊人！<br><br>在1970年购入的黄金每盎司才35美元左右，&nbsp;现在是800美元，20倍的贬值！<br><br>更可笑的是，&nbsp;2005年中国的黄金储备还比2003年减少了。<br><br>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６００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br><br><br>·陈云早就提出要贮备黄金以防美元贬值！&nbsp;<br><br>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br>　　<br>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1973年５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２２００万两，价值３５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１％算，就是３００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１：８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br>　　<br>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７月他在听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br>　　<br>　　金价上涨中买黄金，确实存在风险。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８０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br>　　<br>　　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向李先念建议，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nbsp;<br><br>&nbsp;<br><br>世界黄金协会(World&nbsp;Gold&nbsp;Council)的资料,&nbsp;截至2003年10月,&nbsp;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的前40名国家资料如下（与现在的数据相比变化不大）：&nbsp;　&nbsp;<br><br>从世界黄金协会提供的国家官方黄金储备资料看，黄金仍是许多国家官方金融战略储备的主体。现在全世界各国公布的官方黄金储备总量为32700吨，约等于目前全世界黄金年产量的13倍。其中官方黄金储备1000吨以上的国家和组织有：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国家和组织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最多，为8149吨，占世界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24.9%。西方前十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nbsp;<br><br>黄金储备达百吨以上的有32个国家、地区或组织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亚洲及非洲国家只占少数；黄金储备不足10吨的国家、地区或组织共有47个，基本上都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总量只占美国黄金储备的1.43%。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储备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nbsp;<br><br>另外，黄金储备在国家金融战略总储备中的比率也说明黄金现在仍然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体，黄金储备仍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所重视。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国家战略总储备中所占的比率高达56.7%，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37.6%、法国47.1%、意大利47.8%、瑞士38.2%、荷兰46.6%也是凸显了黄金储备的重要作用。&nbsp;<br><br>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行藏金于民的政策。比如印度，印度的官方黄金储备虽然只有357.8吨，在国家战略总储备中的比率也不高，只有7.8％。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印度民间的黄金总储藏量至少有1万吨，白银的民间储藏量至少也有11万吨。现在，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市场，其黄金消费量每年达600-800吨左右。印度并不是产金大国，其每年消费的黄金大多数是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近几年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黄金的进口数量也大幅增加。<br><br>&nbsp;<br><br><br><br>&nbsp;<br><br><br><br><br><br>&nbsp;<br><br>附表：截止到2005年12月，世界黄金储备前10名的国家、地区和组织如下表：<br><br>序号<br>&nbsp;国家、地区和组织<br>&nbsp;黄金储备量(吨)<br>&nbsp;占外汇总储备的百分比(%)<br>&nbsp;<br>1<br>&nbsp;美国<br>&nbsp;8133.5<br>&nbsp;67.5<br>&nbsp;<br>2<br>&nbsp;德国<br>&nbsp;3427.8<br>&nbsp;52.4<br>&nbsp;<br>3<br>&nbs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r>&nbsp;3217.3<br>&nbsp;不确定<br>&nbsp;<br>4<br>&nbsp;法国<br>&nbsp;2856.8<br>&nbsp;59.3<br>&nbsp;<br>5<br>&nbsp;意大利<br>&nbsp;2451.8<br>&nbsp;59.4<br>&nbsp;<br>6<br>&nbsp;瑞士<br>&nbsp;1290.1<br>&nbsp;35.2<br>&nbsp;<br>7<br>&nbsp;日本<br>&nbsp;765.2<br>&nbsp;1.4<br>&nbsp;<br>8<br>&nbsp;欧洲中央银行<br>&nbsp;719.9<br>&nbsp;22.2<br>&nbsp;<br>9<br>&nbsp;荷兰<br>&nbsp;716.9<br>&nbsp;52.4<br>&nbsp;<br>10<br>&nbsp;中国<br>&nbsp;600.0<br>&nbsp;1.2<br>&nbsp;<br><br>资料来源：世界基金协会（WORLD&nbsp;GOLD&nbsp;COUNCIL）<br>&nbsp;<br><br /><img src=http://bbsimages.military.china.com/1011/2007/11/18/29.gif />]]> 星期日, 18 十一月 2007 03:37:07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6024.html 2007-11-18T03:37:07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4553.html <![CDATA[ 人民满意好法官，家里搜出几千万！<br><br><br><br>(深圳市法院原副院长:裴洪泉任罗湖区法院院长时,获人民满意好法院称号)&nbsp;<br><br>【主要特色】一是贪色法官，二是包养一名女法官为情妇。<br><br>【简要“色迹”】裴洪泉被揭发包养五名情妇，其中包括一名中院年轻女法官。&nbsp;<br><br>裴洪泉今年51岁，东北人，在深圳司法界被认为是“专家型法官”。1983年，裴洪泉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89年到深圳中院，工作多年后担任告申庭副庭长。1994年，深圳中院设立破产庭，裴洪泉担任第一任庭长。1998年裴调任盐田区法院院长，1999年又调任罗湖区法院院长；2005年7月，裴被任命为深圳中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裴在任时获得无数荣誉，曾被评为“人民满意好法官”。<br><br>了解他的人这样评价裴洪泉：“他胆子很大，有钱敢收，也敢干，没钱不办事。生活百分之百糜烂，他与罗湖法院有四五个关系暧昧，有时下班不回家，跟她们在办公室打牌，打完牌去外面吃饭、鬼混。罗湖区法院有个女法官，为此跟老公离婚，因此有的法官对他恨之入骨。”<br><br>法院内部人士也印证了上述说法。“裴是个好色之徒。他在罗湖法院时，跟一女法官同居，最后也不经过其他领导同意直接把她送到北京去‘学习’。最后裴跟他老婆离婚。”<br><br>颇具戏剧性的是，裴洪泉最大的成绩都产生在他任罗湖法院院长期间。<br><br>罗湖区跟香港一河之隔，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裴洪泉任罗湖区法院院长后，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br><br>首先是立案制度的改革，针对立案难，裴推出了“午间立案、预约立案、双休日立案”，罗湖法院承诺：凡是材料齐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案件，一小时内办好立案手续。而且，裴还进行了“大立案”的改革，使各庭分别立案，统一为立案庭立案。<br><br>其次是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2000-2001年，裴着手适用简易程序、创设速裁法庭、办标准案、提高当庭宣判率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速裁法庭创下的纪录是：1个女法官1天审结10件案子，这些都曾为媒体争相报道。<br><br>裴洪泉独创了一个名为“3122”的合议庭组合模式，在该机制下，各业务庭室以3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组成固定合议庭，并在庭室内另设1名速裁法官，指导监督法官助理，实现速裁与调解职能。<br><br>裴在罗湖区法院还有一项旨在提高司法权威的做法，2002年2月即在法庭上使用法槌，俗称“惊堂木”，成为全国最先使用法槌的法院之一。<br><br>裴还在罗湖区法院推出“专家型法官”、“夜间法庭”、首创法官助理制度等等改革举措，使罗湖区法院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全国法院系统“人民满意的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广东省“依法治省先进单位”等等。<br><br>2005年7月23日，裴洪泉升任深圳中院副院长时发表了他的“履新感言”：“我将认真履行职责，全力配合好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恪尽职守，不负重托。我在法院系统已经工作了22个春秋，包括在罗湖区法院工作了5年，探索积累了不少改革实践的经验，并得到从国家到省市相关部门的肯定。可以说法院各个部门、各个层次我都比较了解，可以帮助我做好今后的工作。我很荣幸参与这样一个时代，我将为建设法治社会、推进依法治市工作做出自己的努力。”<br><br>但裴到深圳中院一年多的时间里，分管的执行工作与往年相比出现下滑的趋势。据媒体报道，截至2006年6月底，深圳市两级法院未执行案件同比上升22.08%，深圳市中级法院不得不破天荒第一次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执行难专项工作报告，寻求破解司法难题，在这个报告中，法院更多剖析了法官执行不力的问题。<br><br>裴洪泉被“双规”后，深圳法律界说，中纪委在他家查抄出现金2700多万元、美元95万元，现金藏匿在空调、马桶和金鱼池水泥底层等处。&nbsp;<br><br /><img src=http://bbsimages.military.china.com/1011/2007/11/17/1084.jpg />]]> 星期六, 17 十一月 2007 15:13:39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4553.html 2007-11-17T15:13:39Z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4097.html <![CDATA[ 陈谈强：奇案奇闻传天下<br><br>陈谈强&nbsp;<br>原《光明日报》副总编&nbsp;<br><br><br>编者按：“资改派”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规定，在改革“改制”的名义下，使用百般刁钻的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肆意侵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br><br>“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人民(网上)对侵占或者破坏全民所有制国企财产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可谓耳鼓都快磨出茧子了！而侵占或者破坏集体财产的劣行，特别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财产遭到侵占或者破坏的情形，在一些地方也同样广为存在，但是常人鲜有所闻！<br><br>生产“三峡”名牌洗衣机的重庆洗衣机总厂，是“1954年建立起来的老字号集体企业”，在改革“改制”的名义下被私有化，相继两次更名改“姓”，先被“整体兼并”遭到“鲸吞”，后被“一元钱”转让“拱送私企”，激起了“护厂”员工的愤慨和抗争，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劳资矛盾与冲突。<br><br>为此，《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陈谈强写了“奇案奇闻传天下”上、中、下三篇系列文章，从串读网文看奇案原委。本网站特向诸位网民推荐，相信有助于读者广开视听。<br><br><br>近亿元集体资产为何“不翼而飞”？<br><br>——奇案奇闻传天下(上篇)<br><br>陈谈强<br><br><br>2007年7月29日，重庆市北碚区法院对一家企业的三位员工“分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笔者按：文中楷体均引自网文，下同)。华商网随即于8月3日发表源自《重庆时报》的消息《敲不开门就焊死防盗门，屋里11人被困了3小时》，在互联网上首先披露了这桩天下一大奇案。接着，自称“主流媒体”的“重庆门户网站”龙华网、大型商业网站TOM等网站加以转载。<br><br>特别是，国务院新闻办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china.com.cn)这样重量级的“主流媒体”，紧接着也转载了。中国网是“用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韩文和世界语十个语种十一个文版对外发布信息的‘超级网络平台’，其读者分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旦上了中国网，意味着这奇案奇闻传遍天下！<br><br>这桩奇案奇闻，是生产“三峡”名牌洗衣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重庆洗衣机总厂被“改制”改“姓”，在由姓“公”改为姓“私”的过程中，一场“护厂”与“冲厂”的劳资矛盾和冲突越演越烈的结果。从互联网上看到这桩的奇案奇闻，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惊诧愤慨不已！<br><br>《敲不开门就焊死防盗门，屋里11人被困了3小时》这篇网文400多字，全文如下：<br><br>本报讯（记者周雪莲）屋外的人拼命敲门，屋里的人却抵死不开。“来客”一怒之下出“损招”：你不出来我就用电焊将防盗门焊死，让你想出来也出来不了。这导致屋里11个人被困在房内达3个小时。7月29日，北碚法院对3名焊死房门的被告作出一审宣判，分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br><br>刘某、周某和邱某都是北碚区某企业员工。1998年8月，刘某等人所在的企业被一家公司兼并，后来公司又将其股权转让，重新设立了新公司。其间，刘某等人认为转让行为无效，遂与新公司产生了分歧。<br><br>2005年12月12日，刘某等人带领数十名原企业职工来到新公司，一直敲、踢房门，要求新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商谈，但新公司的人却始终没有开门。当日上午11时，刘某等人将三间房屋的防盗门焊死，随后离开现场。屋子里的人发现被困后立即打电话报警。直到下午3时许，救援人员才将防盗门打开。至此，11名公司员工被限制人身自由已达3个多小时。<br><br>2006年8月22日和9月13日，刘某等人归案，法院作出以上判决。<br><br>全篇网文多处含糊其词，可能作者有难以言明之隐。但是，仍应感谢作者，因为字里行间还是多少透露了值得令人探索其中奥秘的重要信息。原来，公检法介入的一场劳资矛盾和冲突，导火线是企业“兼并”、“转让”，奇案背后是“维权”与“侵权”之争。<br><br>报道所称获罪的“某企业员工”，就是重庆洗衣总厂的“护厂”员工。报道表明，他们“拼命敲门”，不过是“要求新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商谈”而已，行为发端并无恶意。无奈“屋里的人却抵死不开”，那“防盗门”的确成了防止员工“要求新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商谈”的难以跨过的铁门。<br><br>应当指出，在“要求新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商谈”并无恶意的情况下，在确知或者并不确知屋里有人(即有“主观故意”或者并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护厂”员工哪怕是为了保全“公产”、拟托交北碚区政府外经贸委暂时代为经管而焊门封门，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br><br>同时，更应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载明，有六种情形当属“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其中，所列第一种情形便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要求新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商谈”，在确知或者并不确知屋里有人的情况下，“用电焊将防盗门焊死”，“导致屋里11个人被困在房内达3个小时”(笔者按，消息另一说法是“&nbsp;3个多小时”)，也就是说在并无恶意的情况下，在有“主观故意”或者并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是不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因而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呢？这就取决于法官大人怎样敲那法锤，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了。多么自由的北碚区人民法院的人民法官哟！事实上，3位员工既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宣告有罪，更遑论“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了！<br><br>那“防盗门”成了防止员工“要求新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商谈”的难以跨过的铁门，“护厂”员工将其“焊死”无疑行为过当，结果被法官行使那“自由裁量权”而援引《刑法》处以刑罚便有口难辩了。是有错呢，还是有罪？姑且不从实体法上作更多的庭外辩论。这里，仅从这桩奇案诉讼过程有悖于程序法的视角，指出值得质疑待考的诉讼程序中的蹊跷：“2005年12月12日”事发现场，为何当地公安派出所的警察和小区“保安”没有加以制止？被困人员“报警”获得“救援”之后，为何警方仍然没有趁热打铁去抓焊门封门责任人？有关官员为何“该出手时不出手”？是些什么官员事后缓过神儿来出“损招”，过了八九个月，到了“2006年8月22日和9月13日”，才去抓“刘某等人归案”呢？又为何羁押多日，总计关了10个多月，一拖再拖一直拖到2007年“7月29日”才庭审宣判呢？<br><br>《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必要时经批准通常可延长1个月至3个月。审查起诉的期限一般为1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1个月内审判，最迟不得超过1个半月，特殊情况下可以再延长2个月。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违反了这些期限规定，诉讼行为的效力如何确定以及行为主体是否承担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超期羁押期间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实施超期羁押行为人或机关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也许就是实施超期羁押的行为人或机关明知故犯无所顾忌，钻法律空子的缘故吧。<br><br>这桩情节并不复杂的敲门焊门封门奇案，拖了那么久才抓人“归案”&nbsp;，又拖了那么久才庭审宣判被告有罪，一篇文章终于迟迟画上了一个句号。这篇文章是否可加上一个“杀鸡给猴儿看”的题目呢？明白人琢磨琢磨奇案蹊跷，便可以明白，奇案的指挥运作者貌似强大、实则虚弱，颇费时日思量才决意动用法锤，对“护厂”中处于前沿的员工，处以刑罚，施以“威慑”。彼等的期盼无非是：被资方及其“保驾护航”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剌的“敌手”，抱成团儿的劳方，即多日里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护厂”的“猴儿”们，因为看到“杀鸡”、感到“威慑”而“各鸟兽散”。这样，图谋所收之奇效无非如《汉书?李陵传》中所言：“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br><br>在强势的专政机器逞威面前，弱小的“猴儿”们处境极其艰难。笔者试图寻找信奉“造反有理”、敢闹天庭的“猴儿”们中的“孙大圣”，探访“妖雾又重来”的方方面面，无奈“猴儿”们害怕飞来新横祸而婉言拒绝。对“猴儿”们不能无端悲哀其不露脸抗争，可悲可哀、可气可恼的是那“猴儿”们近旁机器的“超级能量”何其了得！法锤落下可以处以刑罚，使“猴儿”们心有余悸。同时，重庆市政府对这桩劳资冲突案“高度重视”，“已责成市维稳办(笔者按：“维稳办”全称“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处理”。那“维稳办”自然崇信“稳定压倒一切”，哪能有好果子让“猴儿”们吃？听，那“维稳”者念念有词：“不许闹事！”“不得到北京上访！”颇具时代特色的“紧箍咒”，足使“猴儿”们头疼不已！好在有互联网这一“超级平台”，什么机器也难以将其完全、彻底摧毁！于是，笔者不得不同诸位读者一道，主要从串读网文看奇案原委，也免得给惊魂难定的、可敬可爱的“猴儿”们添麻烦、招横祸了。<br><br>下面，就来串读解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属人民网、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所属新华网、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的“超级网络平台”中国网和国际在线、新浪、TOM等多家网站登载的网文：《一元钱转让：重庆荣事达未现资不抵债现象即猝死》、《重庆美意电器状告荣事达职工，损失千万索赔80万》、《北碚区人民政府：关于鸿举市长委托回答新华网网民提问的函》、《合肥荣事达面临两轮官司》、《合肥荣事达一元转让纠纷，4873万元资产哪里去了》、《敲不开门就焊死防盗门，屋里11人被困了3小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读者诸君尽可见仁见智,从串读解读网文中，审视审视重庆洗衣机总厂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怎样被“改制”改“姓”、化公为私，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劳资矛盾和冲突的。<br><br>网文说，生产“三峡”牌洗衣机的重庆洗衣机总厂最先叫“重庆机修厂”，是原重庆市二轻局下属的“1954年建立起来的老字号集体企业，自1980年转产到1982年第一台洗衣机(问世)以来，其品牌知名度在整个西南乃至大半个中国都掷地有声”。<br><br>“1998年9月14日，重庆洗衣机总厂被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兼并。荣事达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现金3000万元，设备800万元，无形资产1200万元。而当时的(重庆)洗衣机总厂进入兼并范畴的资产总数为4873万元，股权(却莫名其妙)100%归合肥荣事达。”<br><br>于是，“留给已退休的(重庆洗衣机总)厂老干部们更多的是迷惑不解，为什么是兼并而不是合资，我们4873万的净资产就这样送人了么？”“职工们质疑，为什么经过评估之后的4873万元净资产不翼而飞了？”<br><br>一位律师在分析此案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时合肥荣事达是一家外商合资的股份制企业，重庆洗衣机总厂则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只能成立股份制企业，而这样一来，就应当将两家公司的合作视为共同出资方式组建的新公司，重庆洗衣机总厂是以4873万元净资产出资。但在合作过程中，重庆洗衣机总厂怎么就成为了别人的全资子公司？”<br><br>网文明确指出：重庆洗衣机总厂当时“债务总数本身就包括了银行贷款，而账面上的净资产为4873万元，属于正数，并没有显示出资不抵债。”“曾管理该厂13年，1995年退休的老厂长熊家发，对合资前的企业账目依然记忆犹新：‘合资前厂里总资产有1亿多元，在清理债务之后，净资产总额为4873万元’。”<br><br>一篇网文谈到：“职工代表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重庆荣事达的土地出让合同。依照临近小区的地价进行推测，目前该厂(笔者按：应为重庆洗衣机总厂)总面积42437平方米土地，实值近500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验资时这一大块被漏列了。事实上，重庆洗衣机总厂有将近亿元的集体资产被“鲸吞”了，不明不白成了中美合资的“合肥荣事达”的全资子公司，“改制”改“姓”更名为“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br><br>合肥荣事达与重庆洗衣机总厂签订的兼并协议书，竟然没有载明签订的日期，“整个兼并协议从内容到格式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涉及时间的词汇”。2005年11月的网文写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这种没有日期的合同，在两年前就应当视为无效合同了，还用得着拿来执行么？’一位参与此事的法律工作者语气中不免带了几分嘲讽。”<br><br>重庆洗衣机总厂退休了的“熊厂长认为，第一次兼并外人几乎都不清楚细节，……所有的困惑只有找到当时的厂长杨涵才能一一解开。”网文没有披露、也没法澄清，那—手经办“兼并”而使将近亿元集体资产“不翼而飞”的神秘人物杨涵和其他相关官员，是否从中“捞了—把”。当下只能“疑罪从无”，这只好留待他日有幸“追查”之时，才有可能还历史本来面貌，回答这个“是否”的质疑了！<br><br>为何“一元钱”转让偌大集体企业？<br><br>——奇案奇闻传天下(中篇)<br><br>陈谈强<br><br>重庆洗衣机总厂先被“兼并”、继被“转让”而引发的劳资冲突案，正由于“第一次兼并外人几乎都不清楚细节”，只有那重庆洗衣机总厂原厂长、善于神机妙算的杨涵“才能一一解开”，所以网文又说：“倘若没有发生第二次转让，也许第一次兼并是否合理的问题很快会被忘记。”<br><br>这“第二次转让”就是网文说的“—元钱”转让，厂子“猝死”：“2004年3月2日，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与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转让价为一元(人民币)。”<br><br>网文记述了2004年“3月9日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干会：当天下午，公司法人(董事长)陈建新(笔者按：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不能称某某“自然人”为“法人”，应叫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杨涵带着两个陌生人走进会场，还没等全体中干反应过来，其中一个陌生人开始宣读新公司规章，要求所有的职工不得随意离厂，厂里所有资产属于新公司，任何人不得擅动。当他读完之后，一直没出声的杨涵轻轻碰了陈建新一下，说：‘介绍一下！’陈建新才大梦初醒般示意另一个陌生人进行自我介绍，这时大家才明白公司已经转让给一个名为现代电器的香港公司了。宣读规章的是现代公司重庆子公司美意电器的董事长陈万里，另一个是董事杜文斌。”<br><br>“突如其来的转让令全厂职工在震惊中久久缓不过神来。”总装车间一位生产小组长“证实了这次停产事先毫无征兆，完全是一次‘猝死’”。他回忆说：“3月9日下午，上班时还一切正常，我们正在组装一些返修和新装的洗衣机，突然一个中干跑进来说，‘我们的厂被卖掉了。’于是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跑到办公楼去问原由，结果新公司董事长的答复含混不清，之后，工人们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br><br>那个杜文斌，不仅否认重庆洗衣机总厂第一次被更名改“姓”时，“合肥荣事达根本不存在侵吞重庆洗衣机总厂4873万元的说法”；而且声称重庆洗衣机总厂第二次被更名改“姓”之时，“再次资不抵债”。<br><br>事实上，“即便是在转让期间，重庆荣事达的资产表上也没有出现负值，其资产表上依然存在5854.4万元净资产，在资产状况并没有恶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将企业抛给一个当时尚未注册成立的公司，难道不够蹊跷？”<br><br>蹊跷何在？原来，重庆市人民政府1998年139号文件《关于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享受有关政策的批复》，将重庆荣事达视为宠儿，决定：“1，从盈利起5年内利用利润弥补亏损后，全额返还地方所得税2年，減半返还地方所得税3年，再按40%返还地方所得税3年；同时增值稅地方留成部分从1999年起按15%返还3年。同时原总厂在工商银行的债务实行债转贷后，记息挂账一年。”<br><br>五年立马过去了，“政策”用足了，于是又何不来个“金蝉脱壳”的新花招？网文说，私企老板“通过骗术获得了大量优惠政策后，于2003年10月29日的董事会上作出决议，预谋将总厂(笔者按：即重庆洗衣机总厂)产权以零资产方式转让给当时还不存在的，2004年2月才在英属维尔京岛注册成立的‘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这样蹓之大吉”，“既逃避了自己的义务，又把总厂的资产巧妙地转入了某些私人的腰包。”<br><br>杜氏“资不抵债”云云，可谓“一派混账”！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讲话中，告诫会计精英们时有一名言：“不做假账。”杜氏知否？<br><br>网文驳斥杜某的“一派混账”时，引用重庆洗衣机总厂员工的话写道：“在重庆荣事达成立之后，我们厂就解散了销售部门，所有的产品都由合肥方面进行销售，费用则由合肥掌控”。原来，这就涉及“关联交易”，“一派混账”是怎么“做”出来的只有“天晓得”！<br><br>看看“关联交易的财务报表就有意思了”，网文写道：<br><br>“记者拿到了一份《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2003年度审计报告》，这份报告的执行者是安徽华安会计师事务所。”“一位长期为港资企业做财务工作的主办会计师翁女士，针对这份审计报告很快就提出了两个问题。”<br><br>“首先，审计报告中提到了安徽华安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了后附的公司200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2003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未能对公司的存货进行抽查盘点。’”“这样一来，该公司的库存上就有很多疑点，比如可以将存货做大，其成本也就无形中增加了。’”<br><br>“其次，该公司2003年上半年的毛利计算结果为20%，‘到了本年累计的时候，其毛利的数字就跌落到6%，’任何一个公司的利润水平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落差。翁女士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报表另一方面显示，公司的成本在不断下降，亏损却在增加，呈现出巨大的落差；再者，公司的主要客户都是同一个企业即合肥荣事达，这样，‘关联交易的财务报表就有意思了。’”<br><br>有了如此这般“有意思”的、“做”出来的“资不抵债”的“一派混账”，便可顺理成章地冒出一个“一元钱”转让受让！这正是：“搅混水，好摸鱼！”<br><br>网文说：“一元钱被转让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沿海一些整片地区的公有制企业被卖或者送了出去。”人们不禁要问：“一元钱”受让偌大一个企业的“新公司”——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是何方“摘桃”高手竟能“机关算尽”，把拥有800多名员工、4万多平方米厂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重庆洗衣机总厂“公产”，轻取到手而成为自己囊中之物？<br><br>原来，“受让方公司在被称为‘避税天堂’的维尔京群岛注册”，是一家“离岸公司”。网文说，“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纷纷以法律手段扶植出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允许国际人士在其领土上成立一种国际业务公司，泛称为离岸公司。”“一元转让的受让方，就是在英属维尔金群岛注册的香港现代电器公司。”<br><br>《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一副对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代中国“改制”舞台上，魔术师耍两招鬼把戏，弄出一个现代版的“太虚幻境”，一变再变，奇哉妙哉：“1998年8月10日，重庆洗衣机总厂与合肥荣事达洗衣机公司签署《兼并协议》及《合肥荣事达洗衣机公司整体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协议书》。根据协议，重庆洗衣机总厂被注销，由合肥荣事达在重庆注册‘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合肥荣事达这“鲸”张开锯齿大口，硬是把重庆洗衣机总厂“呑”了。随之于2004年3月，“合肥荣事达又以‘一元钱’转让费将重庆荣事达转让给香港现代电器有限公司，现代公司以重庆荣事达的9873万元资产在重庆注册了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br><br>“美意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上显示的登记日期均为2004年4月。”但是，“美意电器公司营业执照的有效期限的起始时间居然是1998年9月14日，这个时间差，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问：难道这个公司在重庆注册的5年之前就已经在营业了？”这是否表明“美意”公司就是一个“空壳”呢？<br><br>还有更为“奇哉妙哉”的呢，网文披露：“合肥荣事达在2003年10月29日通过董事会决议，将实有资产5854.4万元(记者注：该厂负有债务3600多万元)的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以一元钱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现代电器。”可是，“现代电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时间是：2004年2月6日。”“也就是说，在合肥荣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的时候，乃至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重庆荣事达的受让方还没有注册，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这种现象，则是‘妈妈还没被生下来，孩子就已经出世了’。”串读这节网文，真让人不禁喷饭！这“董事会决议”就是“无中生有”，表明那“现代电器”是“董事会决议”“设计”出来的，正是应验了“太虚幻境”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br><br>这真让人大开眼界，“一元钱”受让捣鬼做手脚，“连脚背都没盖到”。网文明白无误地说，法律界人士认为“所谓的现代电器，根本是个空壳”。一位律师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据职工们搜集到的证据来看，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本案是明显经过策划的侵权行为，他们的做法比较简单，连脚背都没盖到，其非法侵占的目的昭然若揭。”<br><br>这篇发表于2004年11月5日的网文说，“转让添出最新变数”。&nbsp;“2005年11月”，“502名职工欲联名起诉合肥荣事达(集团)洗衣机有限公司侵权”，“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判定合肥荣事达1998年对洗衣机总厂的兼并以及2004年3月合肥荣事达对重庆荣事达的一元钱转让无效，并要求合肥荣事达退还1998年兼并时洗衣机总厂投入的资产4873万元。”诉讼代理律师坦言：“由于该案牵涉面广，可能在起诉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司法机关给予职工这样的答复：‘由于转让案发生在两个公司之间，所以诉讼只能由两个公司进行，你们作为公司的职工，不是企业的主体，没有法人资格，所以不具备提请诉讼的法律主体资格，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结果呢？“新变数”事实上落空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丧失了主人翁地位的草民们状告无门哟！<br><br>2005年8月，美意公司反倒将7名“护厂”员工告上法庭，立案了！美意公司在递交给北碚区法院的民事诉状中称：“被告采取了极端手段，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于2004年5月28日用电焊机将我司前大门和中门的大小门全部焊死，不许职工进入工厂工作和生产”。诉状请求：“判令7被告停止侵害，打开原告公司大门并从原告住所地撤离；判令7被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br><br>原来，“2004年5月，重庆荣事达被转让的消息传出之后，部分职工并没有按照美意公司的意愿到公司报到，而是将厂门封闭，拒绝美意公司进厂办公。”<br><br>告状无门的“护厂”员工，“先后到各级政府部门递交申诉材料”，&nbsp;也曾到北京上访。“一位职工告诉记者：国务院信访办的同志接收了我们递交的举报材料，并且对(笔者按：原网文多一“对”字)告诉我们你们先回去把厂守好”。所以，7被告“护厂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大多数职工为保护集体财产而采取的措施。”网文称赞“护厂”员工“以保卫‘萨拉热窝’般的精神，镇守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br><br>这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趋于尖锐化。以劳方、即被迫改“姓”了的重庆洗衣机总厂的职工为一方，以资方、即“离岸公司”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下属的重庆美意电器公司为一方，“展开了一场紧张但并无暴力的拉锯战”：劳方为“公产”而“护厂”“封厂”，资方仗着“一元钱”受让有一纸非法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冲厂”。<br><br>从2005年5月份起，“该公司冲厂的次数开始逐步频繁”。“美意公司的起诉内容仅限于7月25日的一次冲厂纠纷。”庭审中尽管争议纷繁，“但核心焦点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究竟谁是重庆荣事达财产(笔者按：重庆洗衣机总厂在其中至少有4873万元财产，加上漏列的“地产”，如前所述实为近亿元资产)的真正拥有者。”<br><br>被告方指出：“美意公司不是7名被告所守护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人，无权要求7名被告撤离现场。”被告方实为反诉方，网文报道他们举证重申：“合肥荣事达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前，据北碚审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投入资产明细表’载明，在‘重庆荣事达注册总资本98735189.48万元中，重庆洗衣机总厂投入资本47835189.49元(占总资产49%左右)(笔者按：网文“笔误”，“4783”应为“4873”)，合肥荣事达投入货币资金3800万元，无形资产1200万元(占总资产51%左右)’。”他们理直气壮地质问：既然重庆洗衣机总厂拥有至少“4873”万元资产，“为什么在重庆荣事达洗衣机公司中没有按资本构成占有一定比例？”<br><br>事实上的反诉方还强调：“合肥荣事达在1998年对洗衣机总厂的兼并显然不公平，要求法庭判定第一次兼并无效。由此，合肥荣事达将重庆荣事达以一元钱转让给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也属无效行为。因此现代电器的下属公司重庆美意就没有重庆荣事达的财产支配权。”<br><br>而美意公司原告方声称：“1998年的那一次兼并，是经过各级部门审定之后进行的，所办理的各项手续在工商部门都有备案，至于2004年的变更事宜也是按照一切正常手续办理并有备案的，属于合法的行为。”这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陈述清楚“各级部门审定”，包括“工商部门”“备案”的种种作为，是怎样“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因而此种辩驳苍白无力。所谓“按照一切正常手续办理”是否“正常”，其中是否有什从么猫腻儿，很值得深究。<br><br>真要深究，难哟！网文中一点儿都没有、也难于深究“1998年的那一次兼并”和2004年的那“一元钱”受让，是否有官商勾结化公为私之嫌。<br><br>据称，这次庭审中“原告提出庭外和解”，庭审旁听席上竟然发出“坚决不同意调解，要把官司打到底”的呐喊声。“和解”未果，“审判员随即宣布将对此案进行调查，择日再审。”<br><br>“再审”的下文呢？不得而知。从2005年8月18日开庭那天到如今，两年过去了，互联网上搜索不到有关这次资方状告劳方、那7被告究竟是何等下场的任何网文，倒是前述3位“护厂”员工被告在刑事检控方的要求下“依法”获罪的网文赫然在目。<br><br>地方官员究竟是谁家的“守夜人”？<br><br>——奇案奇闻传天下(下篇)<br><br>陈谈强<br><br>在重庆洗衣机总厂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矛盾和冲突中，地方政府有何作为和不作为？常人不可能详知，但从网文中倒也可窥全豹之一斑。<br><br>新华网2005年10月12日发表网文《关于鸿举市长委托回答新华网网民提问的函》，发函者为“北碚区人民政府”。在亚洲市长峰会召开之际的2005年9月7日，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新华网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回答全部提问。北碚区人民政府称：“鸿举市长指示，他没有回答的问题，转相关单位研究，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应给网民解释清楚，有的建议性意见可作工作参考。”<br><br>下面就来串读解读重庆美意电器的头面人物杜文斌在那“在线交流”中的提问，以及嗣后他所得到的官方回函的网文。<br><br>杜文斌以“现代电器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身份在提问中说：“我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原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引发的至今不能进厂恢复生产的情况，您是否知详？据我司了解，我控股子公司就进厂恢复生产秩序的问题已多次形成报告呈送给您领导的政府。又悉贵府已就我控股子公司恢复生产秩序的问题已签发给北碚区人民政府对非法封堵厂门人员强排执行。令人惊讶的是，贵府签批下发的文件，在北碚区人民政府中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相反，以依法强排为字眼，产生推委扯皮现象。原定在5月31日前帮助企业进厂恢复生产的问题到今迟迟不能解决，我们恳切的请求您和您所领导的政府能在百忙中热切的关注此事尽快的解决我控股子公司进厂恢复工作秩序的问题。此事已延续一年半之久，若再拖延下去，恐会生出更多麻烦。”<br><br>北碚区人民政府的回函称：“重庆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贵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要求恢复生产的问题，市政府已责成市维稳办牵头处理。”“为了协助市里解决原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职工与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之间的问题，我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主动配合市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已得到大多数职工的认可。北碚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重庆美意电器公司起诉排除妨碍一案，目前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和审理，并将依法作出裁决。我区将继续积极配合市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好原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职工与重庆美意电器公司之间的矛盾，尽快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并主动为企业提供指导报务，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恳请贵公司和您能理解并主动配合支持。”<br><br>这是官商之间多么默契、多么美妙的“配合”！<br><br>这是地方官方对资方老板多么有力的“支持”！<br><br>私企老板就差一点儿可能感激涕零了，因为“贵府已就我控股子公司恢复生产秩序的问题已签发给北碚区人民政府对非法封堵厂门人员强排执行”。好个“强排执行”！可老板并不满意于“以依法强排为字眼，产生推委扯皮现象”，于是“惊讶”起来。同时，不无焦虑狂躁地放言：“此事已延续一年半之久，若再拖延下去，恐会生出更多麻烦。”<br><br>而地方官员方面倒是百般殷勤，回函开宗义写道：“重庆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贵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要求恢复生产的问题”。“重视”，而且“高度重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要求恢复生产”之事，可就是对重庆洗衣机总厂先被非法“兼并”、继而“一元钱”转让这个焦点问题不置一词，反而强调“北碚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重庆美意电器公司起诉排除妨碍一案”。<br><br>究竟谁“妨碍”了谁？真是不分青红皂白！怎么可以眼睁睁让私企老板通过非法“兼并”、“一元钱”受让，而窃得集体所有制重庆洗衣机总厂“公产”？<br><br>网文表明，地方官员在这场劳资矛盾和冲突中偏袒资方，不容你劳方“护厂”而加诸“兼并”、“一元钱”受让的非法性。并且，为此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在所不惜。今后呢，还要让你“美意”更美、更惬意，帮你“做大做强”！<br><br>当然，帮你“做大做强”，首先就要“强排执行”。于是，网文记述了这样一幕：2006年8月29日“凌晨4点钟，北碚区公安局的警员、合肥来的美意的保安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打手（据说可能是黑社会的人），越墙进入洗衣机厂，抓走‘护厂’员工十多人，重庆洗衣机厂的员工失去了最后守护的阵地。”<br><br>这一切，发生在重庆并非偶然。重庆因其在市委书记汪洋、市长王鸿举治下多有奇招高招，一个时期中在网上声名鹊起。<br><br>2006年9月24日，新华网重庆电讯称：“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br><br>仅看如下网文的题目，便略知一二底里，并且明白何以引起一片谴责声：《对企业家“专门保护”于民不公，应公平分配公共资源》、《让一部分人先特权起来——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经济能人”没有法外特权》、《富人安全不能脱离公共安全》、《重庆警方重点服务128位富人被指嫌贫爱富》。<br><br>2006年9月25日，新华网的一篇网文指出：“‘专门保护’仅仅是重庆市‘厚待’企业家的做法之一。在不久前，重庆市经委与市卫生局联手推出了一种企业家绿色就医卡（已经发放了652张）。凭此卡可以在重庆一些医院享受不挂号、不排队、副高以上职称专家应诊、懂英语的护士全程导医等待遇。企业家子女也享有同等待遇（《重庆晚报》7月20日报道）。联系起来不难发现，重庆市对企业家的‘厚待’是系统而周全的。”“与‘专门保护’类似，企业家绿色就医卡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不当分配。众所周知，我国的医疗资源还很有限，如果再将这些有限的资源向富人倾斜，公众所拥有的公共资源比例必然降低。政府动用公权力人为营造这种不公的环境，很容易损害公众的利益，引发不满。”<br><br>“重庆市对企业家的‘厚待’是系统而周全的”，此论颇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还有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洋一篇讲话中的连珠妙语。多家网站登载源自《重庆日报》的网文称，这位“位高权重”的官员，在2006年12月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致辞”中说：<br><br>“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br><br>在“主流经济学家”与北京及地方某些高官赦免私企老板“原罪”的大合唱中，汪洋的调门不可谓不高！彼等对私企老板钟爱有加，就连他们身上难以见人的“胎记”硬伤也要贴上“虎皮膏药”加以抚慰。<br><br>中央2005年12月决定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应当公正地指出，1998年重庆洗衣机总厂第一次“改制”改“姓”之时，他还是一地方诸侯与此根本不沾边，而重庆洗衣机总厂第二次“变脸”之时，他虽当京官也与此关系不大。可是，如今汪洋既已主政重庆，他的“重要思想”的影响就非同一般了。有汪洋高官“最大程度的宽容”“不规范”的一番高论，重庆洗衣总厂“公产”，一忽儿被合肥荣事达“兼并”“100％控股”“鲸吞”，一忽儿由“美意”“一元钱”受让，如此这般“两次变脸、两次送人”，在重庆一些地方官员眼里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最多不过可视为“不规范”而已。“北碚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重庆美意电器公司起诉排除妨碍一案”，法锤落处“强排执行”是无可怀疑的结局，完全符合汪大人的“指示”精神。而你“502(位)职工联名”告状，没门！如今倘若立案，依法公正审理，那就有悖于“最大程度的宽容”“不规范”的“指示”精神，有用“左”手抽打汪某“右”脸一记耳光之嫌了！<br><br>最高人民法院对“护厂”员工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份裁定书中有一节这样的文字：“本院认为在合肥荣事达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原重庆洗衣机总厂的过程中重庆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庆市轻工业局都一直进行指导，并参与其中，在《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整体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协议书》中均有政府代表签字。因此，该企业兼并行为不是企业之间单纯的民事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的范围，因企业兼并发生的争议，应由相关政府部门处理解决。”<br><br>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这“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的范围”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裁定书并没有明确指出，“在《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整体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协议书》中均有政府代表签字”，“相关政府部门”既已“参与其中”，而对“企业兼并发生的争议”又不能依法“处理解决”，“护厂”员工该当如何提起诉讼。事实上，既然“认为在合肥荣事达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原重庆洗衣机总厂的过程中重庆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庆市轻工业局都一直进行指导，并参与其中，在《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整体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协议书》中均有政府代表签字”，那就理当指出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状告地方行政当局涉嫌非法作为和不作为，让“重庆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庆市轻工业局”当被告才是。地方行政官员“代表政府”在《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整体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协议书》上签字，居然当了偌大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家长”，在“市场经济”中将“公产”“拱送私企”，彼辈是脱不了干系的。<br><br>“主流精英”们不是爱讲什么“政府可以有秩序地退出市场，由‘家长’角色回归‘守夜人’角色”吗？好吧，你“家长”既已当了，那就再以“守夜人”说事儿。任何公民都有权追问：你地方政府究竟是谁家的“守夜人”？重庆洗衣总厂“公产”“拱送私企”，偌大一个集体所有制企被整垮，到底是谁之错、谁之罪？应当怎样依法问责于谁？法锤将会带来怎样的公平和正义？<br><br>＊&nbsp;＊&nbsp;＊<br><br>从串读网文看奇案原委，愤而执笔有了上、中、下三篇系列文章“万言书”。在惊诧愤慨之际，不得不写下几句结束语：<br><br>员工“护厂”而“依法”获罪的奇案蹊跷尚待继续深入探究，一场劳资矛盾和冲突远未善了。<br><br>既已有了“重庆市对企业家的‘厚待’是系统而周全的”奇招高招，那么重庆市的人民公仆何不“推而广之”，对重庆洗衣机总厂员工也来个“系统而周全”的“厚待”呢？倘若难求“系统而周全”的“厚待”，那么来个起码的“善待”可以吗？<br><br>但愿重庆市、安徽省的当政者都明白：“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如果人民公仆“言不及义”，那就不是“善待”、当代主人翁了，要构建和谐，未免“难矣哉”！今日中国之“义”者，社会主义是也。邓小平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297页）<br><br>此“万言书”一言以蔽之：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为此，笔者愿同社会公众一道呐喊，吁请中央有关部门出面干预，吁请重庆市、安徽省有关方面联手，依法查处合肥荣事达采取非法“兼并”、进而“一元钱”转让的手段瞒天过海，造成重庆洗衣机总厂“公产蒸发”、“拱送私企”的“改制”问题，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br><br>起来，“以保卫‘萨拉热窝’般的精神”，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br><br>起来，决不“宽容”任何人践踏《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规定！<br><br>(2007年月9月16日初稿、11月4日定稿)<br><br>后记：<br><br>从串读网文看奇案原委的三篇系列文章，曾于9月间通过电子邮箱将清样送给有关劳方和资方官方。文稿头上写着：未定文稿，征询意见；请予批评，不求批准；欢迎辩驳，以作参考；定稿之后，上互联网。电子邮件同时写明：请各方近期(大约十天半月的时间)将反馈意见发作者电子邮箱。若无反馈，则视为不予批评和辩驳，对所涉事实无异议或者保留意见。同时，文稿送请关注此案的专家学者推敲。<br><br>“以案论政，别开生面。”有专家在精心推敲后竟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笔者笔锋欠健岂能忘乎所以安然领受，权作方家表达支持之忱而倍受鼓舞罢了。<br><br>资方官方的态度别无二致，至今一概不理不睬，“不予批评和辩驳”。<br><br>所幸的是，劳方依法维权显得态度坦然，同资方官方涉嫌侵权而又态度傲慢，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劳方反馈认同三篇系列文章的事实记叙和法理评析，并提供了网文之外的有关此案的大量书证。其中，包括《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整体兼并重庆洗衣机总厂协议书》这一非法的无效合同文本的复制件，上面有“政府代表”谁谁谁越俎代庖“签字”的手迹，足可视情况继续做文章诉诸社会公众。<br><br>且看有关资方官方还将如何动作！<br><br>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br><br>（2007年11月5日凌晨4时半掷笔）<br><br>]]> 星期六, 17 十一月 2007 13:35:01 GMT http://blog.china.com/u/061213/20924/200711/1344097.html 2007-11-17T13:35:01Z